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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教”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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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教”新论
  ——呼吁国家复兴中华诗教
  雷仲篪

  一、问题的提出
  (一)诗教的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
  应指出,中华“诗词曲联”是中华民族思想、民族情感最生动的载体、最精练、最集中的体现,是我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瑰宝与精髓!历朝历代科举考试把“诗联”列为必考科目以重视“诗教”,对中华“诗词曲联”辉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而出现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联”四座璀璨的文学丰碑!
  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最杰出的诗人、楹联巨匠毛泽东,对于旧体诗词发展、改革及诗教曾有过一段高瞻远瞩的极为独到而精辟的论断:“旧体诗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容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像新诗那样自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毛泽东所言的“另一方面”就是说的“诗教”。“诗教”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用语,是儒家对诗歌美刺教化之社会功能的概括。孔子是从理论上第一个明确把政治道德功用作为诗歌创作准则的,强调政治教化,为政治服务。儒家认为,人之所以“经礼乐、成孝敬、崇人伦、通古今、辨善恶、移风俗、美教化、温柔敦厚而不愚”,皆“以诗教化”之结果。儒家把“诗教”视作诗歌的审美准则,主张诗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兴观群怨”、“思无邪”,强调“中和”之美。
  “兴观群怨”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是孔子的美学观点。“兴”是指诗歌具有抒发情志与审美教育的功能。“观”是指诗歌具有反映社会生活、政治盛衰得失的认知功能。“群”是指诗歌具有促进社会人群思想交流、融洽与和谐的功能。“怨”是指诗歌具有讽刺不良政治与社会现象以促其匡正的功能。
  “哀而不伤”出自《论语?八佾(yì,音异)》:“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孔子“中庸”思想在美学批评上的运用。反对极端,主张不偏不依。真正美的艺术作品,其情感表现应适度。否则,不仅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对人、对社会有害。孔子的这一思想影响中国艺术对情感的表现,绝大多数都保持着理性的控制,极少堕入粗野的、狂热的冲动。这一美学原则对后世美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温柔敦厚”出自《礼记?解经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也是孔子“中庸”之道在文学上的表现。其意是指,诗人用诗歌对政治之阙失表示“怨刺”时,应注意分寸,应“止于礼”。“温柔敦厚”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作家文学创作、评论家从事文学批评的美学标准。它要求一切文学作品必须婉言微词,采用比兴手法,使作品情意表现从容不迫,蕴含深厚而饶有韵味。
  这一切为历代当政者及朝野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所重视。它隐含着用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之精髓来塑造亿万读书人之灵魂的奥妙。毛泽东历来主张“古为今用”,这个“用”是很有讲究的。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斗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善于“用”,“用”得好,“用”得妙,加以改革与创新,其功德无量。这一切也正是毛泽东所言“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及“一万年也打不倒”之所在。
  应指出,“以诗教化人”的这一社会功能并不能凭空独立实现,它必须寓于师生共同参与诗歌教学这一社会活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决不是脱离诗歌丰富生动的内容、深邃蕴含和教学活动的“空洞说教”。“诗教”是中华诗歌教育(含“对课”)的简称。它有中华旧诗教和中华新诗教之分。中华旧诗教是指,与中国古代教育及科考制度紧密相联的,通过扎实的诗歌早期教育,传授有关“诗词曲联”格律、写作与赏析的基本知识,且通过学习阅读与欣赏大量优秀“诗词曲联”作品并创作之,使亿万学子潜移默化地接受“诗之教化”,以塑造其灵魂.
  应指出,创作“诗词曲联”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读书人自身性情、精神境界与人格的一种修炼与升华过程。因此,“诗词曲联”的创作同样具有“诗教”的社会功能。由此可见,诗教之社会功能是潜移默化地贯穿于“诗词曲联”的师生教学活动、阅读欣赏和写作之全过程。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把“诗经”作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首,是十分有道理的。显然,诗教有着重大现实与深远历史意义。它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和推进文化创新”有着不可估量与替代的作用,可谓功在当代,泽被千秋!
  古代尤其是明清两代,读书人自幼接受“中华旧诗教”,都谙“平仄声律”,都会“写诗作对”,不存在“诗盲”。如同今天中小学生都会写作文一样,是一门必修课,而不是“诗人”的专利。请看曹雪芹《红楼梦》中那些少男少女,都只在念中小学的年龄,个个会写诗作对,连丫头香菱都跟着学写诗。明代解缙等,幼儿时就会即席口头“应对”,并有名作传于后世。值得肯定的是:把“诗教”摆在启蒙教育阶段,趁幼年、少年记忆力强,“苦读强记通背”,“白首亦莫能废”,终生不忘、终生受用。由于其时只学语文一门课程,学子们(含笔者)并不觉学习负担过重。
  (二)今天诗教之现状
  但令人遗憾的是,众所周知,今天含广大高知阶层在内的十亿读书人,几乎其绝大部分是“诗盲”。精于“诗词曲联”并坚持创作者可谓凤毛麟角。“诗盲”是指,没有接受过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教育,不懂“诗词曲联”格律,尤其不谙“平仄声律”、不会“写诗填词作对”之读书人。(“诗盲”是广义的,既含“律诗盲”又含“词盲”、“曲盲”与“联盲”)。 除专业者外,恐怕连教授、博导、院士与专家学者等高知阶层人士之绝大部分都不懂“诗词曲联”,谈起“平仄声律”就头痛,何谈“写诗作对”和接受“诗之教化”。今之读书人的文明素质、文明风尚不敢恭维,一些接受了高等教育和进入高知阶层者,缺少儒雅气质、学者风范和人格魅力的大有人在。某些读书人之德行与情操实在不够理想。少数读书人身上不具有一般的礼数、廉耻与社会公德,有的甚至骂人、打人、斗殴或为小事而引发命案等常见诸报端的种种极不文明的言行。可以说,这一切与今天诗教之现状是紧密相关的。
  应当指出,现代教育制度之深广、学制长度与普及率远远超过古代,为何今之读书人在“写诗作对”上反不如古之读书人?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可引以自豪的“诗歌之邦”的中国,为何出现了十亿读书人,几乎绝大部分是“诗盲”的这—极为反常的文化教育现象?!
  二、问题的分析
  (一)问题的性质
  问题的性质应由“诗盲”量占读书人总量的比率确定。唯物辨证法告诉我们,世上一切事物都遵循“由量变到质变即由渐变到突变”的这一客观规律。辛亥革命后,虽然废止“科考”、停辍“中华旧诗教”,但清末民初的读书人原已接受了“中华旧诗教”,故无“诗盲”。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会“写诗作对”的读书人越来越老、越来越少,新生的没有接受“中华旧诗教”的读书人越来越多。就这么默默地“渐变”,在近一个世纪中,“诗盲”量竟达到了占十亿读书人的“几乎绝大部分”.这意味着在没引起国人关注与警觉的情况下,问题已由“量变”到达“质变”!这表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瑰宝的“诗词曲联”之教育与创作的传承,在“几乎绝大部分”读书人身上形成了“历史断层”!这就是问题的性质!!
  (二)问题形成的原因
  1、显性原因
  由辛亥革命至今,“中华旧诗教”辍断近百年,此间“中华新诗教”未能取代或补白,这就是显性原因。笔者以为教育与文化传承两者存在必然联系:教育是“因”,文化传承是“果”;教育是“手段”,文化传承是“目的”。据此应有:
  有教育就有文化传承,教育繁荣,文化则兴盛。
  教育辍断,文化传承则出现“历史断层”。
  一般义务教育辍断,则“文盲”出、且充斥。
  电脑、音乐与法律等专业教育辍断,则“电脑盲”、“乐盲”与“法盲”等专业盲出、且充斥。“诗教”辍断,则“诗盲”出、且充斥。
  新旧“诗教”在近一个世纪中竟形成空白(不含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新生的读书人中,只有数量极少的三种人会“写诗填词作对”:①中国古典文学专业人士;②书香门第,家教传承者;③个人爱好,自学成才或自行选修相关课程者。笔者兼属②与③两者,即既是“家教传承”又是“个人爱好”。除开这三种人外,余者任你读到博士后,当上教授、博导、院士与专家学者,你依然是“诗盲”。
  2、隐性原因
  隐性原因是更深层次的、学术性与专业性的因素。具体言之有二:
  首先,自古至今有过诸多名人名家与有识之士,都认为人为加在“诗词曲联”上的“平仄声律”,确实是束缚人类天性与自由创作思维的曾被胡适等人称作“精神枷锁”的规则,是阻碍人们学习“诗词曲联”的“拦路虎”。精通格律的一代伟大诗人毛泽东是此论的代表人物。他曾多次指出:“这些东西(笔者注:指他自己的旧体诗词作品),我历来不愿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尚有本文开头处所引:“旧体诗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容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对此,笔者将另于《“声律功能”新论》一文作出专论。
  其次,不少权威学者只承认古官韵,拒用新韵,排斥用法定普通话分韵定平仄。笔者以法定普通话为标准,审视《佩文诗韵》④,在5,333个常用字中查出其韵部、声调与平仄划分就有6,279处错误,这不是“错误百出”所能概括的。由此可见,其科学性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推广普通话近一个世纪的今天,还沿用远远脱离今天语言实际的、“兼顾古音方言”的错误百出的古官韵,按“古音方言”写作,按普通话朗读,仍然让今人回到那种只有。书同文”而没有“语同音”的“言文脱节”的古代去,岂不逆历史潮流而动?显然,沿用古官韵实际上失去押韵的作用,反而让人别扭,啼笑皆非。尤其是让今天在校的亿万青少年学子,放弃已经滚瓜烂熟的法定普通话与科学的韵部划分不用,而去学习与记住古官韵中的“古音方言”,明知错了还要继续错下去,这无异于在学习负担已经过重的条件下,不必要地又加学一门“外语”。由此导致:一是学子们客观上实实在在无力承受;二是学子们主观上产生烦怨、厌恶、反感与拒绝心理。这意味着发誓不让作为传统文化瑰宝的“诗词曲联”在他们身上传承;发誓让后世读书人永远成为“诗盲”!由此可见,这也是人为设置阻碍亿万学子学习“诗词曲联”的另一只“拦路虎”!对此,笔者将另于《“韵书”新论》一文作出专论。
  为何古之读书人不惧这种所谓的“精神枷锁”与“拦路虎”规则,而今之读书人却惧之?这是因为古今读书人所处的时代特征不同:
  古之读书人只学语文一门课程;今之读书人至少要学几十门课程。古之读书人生活在知识单一、科技发展极度缓慢的时代;今之读书人生活在知识爆炸,科技飞速发展、终生受教育也追不上知识更新速度的时代,学习负担十分繁重。古之读书人科考只考语文一门课程(一般只写一篇策论即政论文、一首指定长度的律诗,有时加试口头应答对联);今之读书人高考(乃至中考)科目含反映现代科技的多学科课程。古之读书人只学一门语文就可通过科考入仕,一举成名天下扬;今之读书人生活在快节奏、就业竞争激烈条件下,常常攻读了多学位、高学位就业也困难,且就业后大部分职业人群处于“过劳”。
  似此古今时代差异,不胜枚举……
  这一切足以证明两点:一是证明了今之读书人不再可能、也不应该像古读书人那样只学语文一门课程,一辈子去琢磨“平平仄仄”、去“语不惊人死不休”:二是证明被称为“精神枷锁”与“拦路虎”的“平仄声律”及形成于没有法定普通话历史条件下、错误百出的,远远脱离现代语言实际的“古官韵”早已与“当代社会”不“适应”、“与现代文明”不“协调”。同样,与之相联的“中华旧诗教”都存在不“适应”与不“协调”的问题。
  这一切就是“隐性原因”。它不仅表明“中华旧诗教”在现代条件下不具可行性,而且还表明“中华新诗教”必须排除它,否则也将不具有可行性(中国古典文学类专业人士及个人爱好者除外)。
  三、问题的解决
  如前所述,毛泽东对旧体诗词是一分为二:一方面指出存在的问题:“音韵、格律,很不容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因此,“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解决存在的问题,亦即变“很不容易学”为“易学”,变“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为“不束缚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一万年也不打不倒。因为这种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特性和风尚……”,这说明当今十亿读书人之绝大部分成为“诗盲”,其“诗教”与创作形成“历史断层”是极为反常的文化教育现象,尤其与当今含文化复兴在内的中华伟大复兴极不协调!
  与此同时,鲁迅先生指出:“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和毛泽东对此似乎不谋而合,所见相同。鲁迅改革的目标是“两易”:“要易记,易懂。”改革思路也是变“不易”为“易”。怎样变?鲁迅的思路是聚焦在“两不”上:“格式不要太严”,“不必依旧韵”。
  关于诗教与格律的改革创新,赞成者众,厉行者寡乃至无。笔者一门三代老学人,满怀报国情,沿着毛泽东与鲁迅的改革思路向前推进,使之具体化。以接力式自费研究七十余年,历尽艰辛坎坷,好不容易于二0一二年自费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诗词曲联格律新论》(五十余万字)。本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全面深入研究“诗教与‘诗词曲联’格律创新及现代诠释,理论梳理”的学术专著。本著的主旨与核心内容正是笔者所要奉献的“国策”建议:
  (一)创建推行“新体‘诗词曲联’”
  针对显性原因,国家必须尽快启动“诗教”。但针对隐性原因,所要启动的“诗教”绝非“传统旧诗教”,而只应是以扬弃作为“精神枷锁”、“拦路虎”的“平仄声律”、“古官韵”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全新的“诗教”即“中华新诗教”。显然,扬弃了“平仄声律”与“古官韵”的“诗词曲联”已不再是“旧体‘诗词曲联’”了,而是笔者倡议所要创建推行的“新体‘诗词曲联’”。
  为了不引起业内学人与读者的“误解”,有必要在此作出两点说明:其一,笔者所提出的扬弃“平仄声律”,只限于笔者所主张创建推行的“新体‘诗词曲联’”,至于今人写“旧体‘诗词曲联’”依然遵循“平仄声律”,否则就不是“旧体‘诗词曲联’”了。这正如同把中国象棋“马炮”的“走法”改成和“车”一样,那就不是原来的中国象棋了。其二,笔者主张新体与旧体“诗词曲联”应如同唐代创建了“近体”后,依然保留了“古体”,近古两体并行发展至今一样,新旧两体也并行发展,直至永远。今人不应按自己的喜好,各持己见,相互排斥,相互攻击!只有让新旧诗体交相辉映,中华诗坛才会有百花齐放、万紫千红、长盛不衰的动人景象!一切让后人,让历史作出选择,不是更好吗?“有容德乃大”嘛!
  笔者之所以要提议创建推行“新体‘诗词曲联’”,是基于认定“诗词曲联”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
  现以标准律诗为例阐释新旧体的主要区别。旧体格律诗的格律可用“两定五律”概括:“两定”是指“篇有定句,句有定言”。一首标准律诗八句,七言者一句七字,一首诗56字;五言者一句五字,一首40字。“五律”是指格律诗的格律共有五种:①声律(关于诗句逐字平仄排列组合的规则);②韵律(关于押韵的规则);③对律(关于诗中对仗的规则);④节律(又称句法,是关于诗句节奏结构如“上四下三”、“上二下三”等规则);⑤章律(又称章法,是关于诗内容篇章结构如“起承转合”等规则)。所谓新体律诗是指在旧体律诗基础上扬弃其“平仄声律”,继承“两定五律”中其他格律的一种律诗。新旧两体的主要区别,在于有无“平仄声律”,旧体是“两定五律”,新体是“两定四律”。至于“否定古官韵的沿用,编修颁行共和国法定新‘官韵’”与格律本身无关,正如唐至清代,官韵换了多少次并不影响律诗之格律本身。韵书只不过是属于语言及“用韵”中的一种规范性的工具书,它本身不是格律。过去用错误百出的“古音方言”写诗,今天改用法定的科学的普通话写诗,仅此而已。由此类推,新旧体“诗词曲联”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有无“平仄声律”。
  作为一种正体“诗词曲联”,扬弃了作为“糟粕”的、“精神枷锁”与“拦路虎”的“平仄声律”及“古官韵”,肯定与继承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审美理念、情趣与追求之“精华”的、又极容易学习的余下格律,这意味着“改革创新”确实是对亿万读书人天性与自由创作思维的一种解放,是中华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二)编修颁行共和国法定新“官韵”
  自宋以后,各朝各代都有自己的官韵,新中国是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新朝代,虽然取消了封建科举考试制度,但不等于取消中华“诗词曲联”的教育、创作及相关科研,有教、有学、有写、有考、有评、有研。尤其在大大弘扬中华文化的今天,亿万学子与教师及社会亿万文人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参与,确确实实需要规范与标准。因此,客观上已迫切要求填补我国现代新“官韵”的“空白”,从而结束这一阵地百年的“无政府”状态。这就是说,时代要求政府组织编修反映今天民族共同语即法定普通话实际的,和近百年来在语音学、音韵学等相关的学科成果的、超过任何朝代的、高水平的共和国新“官韵”《中华新韵大典》(笔者暂定名一下同).
  笔者为此构想,以法定普通话与((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华新韵大典》编修的语音与分韵的唯一标准。国家应组织全国相关的包括语音学、实验语音学、音韵学、语言学、文字学、历史学、辞书学、汉语拼音、汉语信息化、电脑等诸多专家学者集体编修之。“大典”必须全面总结吸收与反映自古至今,尤其是近百年来这一领域的科研成果(含已出版的以普通话为标准的一批新私韵),确保其学术水平是空前的。传世的古韵书所选收的韵藻、词林、韵典、韵对、选句、摘句等“词典及文学描写词典”功能性资料,凡现代仍有参考价值者皆应收编,以方便生活在快节奏时代(无暇查找词汇)的今人写作时选用。在语音、声调、平仄与韵部划分上必须彻底、全面以普通话为标准,坚决不留“兼顾古音方言”的尾巴。为便于研读古人作品,古声调尤其是古入声字可用加小注符号示之.体例上仍应继承古韵书集字典、词典(含文学描写词典)与韵典三大功能于一册的优点。与“大典”编修的同时,应另编电子文本(快速查询,一点即出)和精简本,以方便不同读者选择使用。
  (三)复兴诗教,全面启动《中华新诗教工程》
  “中华新诗教”是指与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紧密相联的,“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一种全新的诗歌基础教育(含“对课”)。它与“中华旧诗教”相比,其相同之处是运作过程:一是传授有关“诗词曲联”格律、写作与赏析的基本知识;二是通过学习阅读与欣赏古今优秀“诗词曲联”作品并创作之,使亿万学子潜移默化地接受“诗之教化”,以升华与塑造其品德、情操、素质、气度、人格与灵魂。这表明“中华新诗教”把旧体“诗词曲联”视作传统文化之瑰宝,从学习中吸取传统文化之素养与精髓,所要否定的是其人为设置于写作过程之“精神加锁”与学习过程之“拦路虎”,而不是作品本身。其不同之处是核心内容与标志性特征:一是“扬弃‘平仄声律’”;二是“否定‘古官韵’”的沿用,编修颁行共和国法定“新官韵”;三是创建推行“新体‘诗词曲联’”。《中华新诗教工程》是指,把“中华新诗教”作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和推进文化创新”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的,纳入国家教育发展计划的一个专项教育工作。
  应指出《中华新诗教工程》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涉及在校青少年学子和成年人两大块,仅接受初中教育以上的读书人就有六亿以上。因此,国家应由教育、组织、人事、宣传、文化等相关部门联合组织专家编制详尽的、全面的、切实可行的“工程计划书”。内容至少包括:“工程”的定义、目标、必要性、可行性,实施对象、实施方式(学生与成人有别,城乡有别,在职与离退休有别,高级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有别等等),领导部门的分工协作,步骤进度安排、教材、考试、证书、师资培训,“诗教研究”、新体作品发表园地即不同级别刊物的建立与发行,相关经费事宜等等。
  全面启动《中华新诗教工程》,意味着今天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弥合与填补近百年来“诗词曲联”教育与创作传承的“历史断层”之神圣任务。由此,中华“诗词曲联”艺苑将出现山花烂漫、争奇斗艳、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动人景象!随着《中华新诗教工程》的全面启动与持续实施,潜移默化之中,亿万读书人的品德、情操与精神境界得以可喜的升华.这意味着我中华民族国民整体素质也将随之迅速升华,古老的中华民族将作为现代先进民族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客观上不仅要求重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高度,而且要求创造出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的更大辉煌。笔者所献“国策”乃通向这一境界的金桥!!!
  昨天,我中华民族曾是有着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史、诗歌发展史的诗歌之邦;明天,我中华诗歌定会是世界诗歌艺苑中最绚丽、最璀璨夺目的一束奇葩!复兴诗教,全面启动《中华新诗教工程》是一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和推进文化创新”的,利在当代、泽被千秋的伟大事业!笔者在此振臂高呼,为排除历史惯性的阻力,衷心希望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相关官员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都来支持与促其顺利实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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