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与市民人文素养
李敬一（武汉）
有一首诗，武汉市民人人会背“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黄鹤楼是我们武汉的标志，这首诗就是黄鹤楼的精神和灵魂，至今仍是我们城市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古典诗词在今天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古典诗词是传统文化的瑰宝
古典诗词、古典文学都非常优美，值得我们学习。有一首诗被称作“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叫《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意境多优美啊！说到这，我就不得不谈谈我们的汉字。可以自豪地说，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都有责任维护汉语的纯洁性，对那些拿汉字不当数、瞎糟蹋的行为，要敢于说“不”。
古典诗词到底该怎样欣赏呢？我有一个观点：好诗就是震撼人心的感情表达。比如李白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像这样发自内心的，把感情推向极端，既能够打动你，也能够震撼别人，就一定是好诗。
上学时，老师告诉我，特定的作品是特定的作家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以他特定的经历、特定的才华、特定的情感凝聚而成的，非此人而不能为。譬如李后主和他的词，只有他先当皇帝、坐江山、后被俘，才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愁绪是那样的宽、那样的广、那样的深、那样的浩浩荡荡、那样的无穷无尽，极具感染力。这也是古典诗词的魅力之一。
还有一些诗词在情感表达上很有意思。比如张籍的《节妇吟》，里面有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非常有名。这首诗表面上看，大家都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实是一首政治讽刺诗，作者将自己比喻为“节妇”。这说明古典诗词其实是古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提炼和体现，也是现代社会所要复兴和普及的一种人文精神。
现代生活处处需要应用古典诗词
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古典名著，诗词也是它重要的艺术组成部分。比如说红楼十二支曲子之一的《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这首曲子写出了宝黛之间美好、纯真而又悲惨的爱情。如果不是《红楼梦》的诗词，《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不就大打折扣了吗？
《参考消息》曾转载关于奥运精神纷纷失手的文章，用了一个很好的标题“时运不佳奈如何？揾英雄泪”，前一句出自项羽的一首诗《垓下歌》中“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奥运精英金牌没有得到，跟项羽差不多悲壮；后一句出自辛弃疾的《水龙吟》“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和同情。一个标题引出那么多诗，如果没有诗歌做基础，像这样的标题怎么读得懂呢？可见标题后面有诗词，诗词后面有故事、有人文、有历史。还有许多电视节目、流行文化等等，都如此。
古典诗词虽然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但是它依然活跃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现代人既回避不了，也拒绝不了，所以大家只能选择认真地对待它、学习它、继承它，进一步发扬光大。
学习古典诗词是提高公众
整体素质的需要
一个人的素养包含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告诉人们认识世界，人文素养是一个人的灵魂，告诉人们如何与人和自然相处。古典诗词就是我们的人文精神，是人文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文素养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包括诗词、曲赋、文史哲、文字等。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十分注重本土文化意识和责任感。大家应多读些唐诗宋词元曲，加强人文修养。第二，人格与人品，中国有句古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们中国人最注重人格，把节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我特别推荐大家去读一下孟子，孟子的观点我总结三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要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与人交往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第三，实践与才华，就是每一个市民都要有思想，能深度思考，并充分应用语言进行表达。同时加上丰富的历史知识、扎实的理论功底、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掌握新科技的能力，以及本学科的专业技能等。
我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通过学习古典诗词，学习传统文化，掌握丰富的人文知识，锤炼为人的品格，进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最后，我用南宋梅花尼的《悟道诗》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黄敏根据武汉大学教授李敬一演讲录音整理）
王士毅
试谈元曲的教学和创作不应偏废
唐诗、宋词、元曲，鼎足并举，誉称我国古代诗歌宝库中的三颗明珠。然而长期以来，诗、词两颗明珠竞放异彩，唯独元代散曲大为逊色。具体地说，人们普遍地存在着重诗词轻元曲的倾向。仅就教学和创作两方面而言，侧重诗词而偏废散曲的现象，尤为突出。揆其原因，大抵有二：
一是由于“先天不足”。根据近人隋树森《金元散曲》辑录的资料表明，现存的元曲小令和套数共约四千二百余首，而唐诗多达四万八千余首，宋词亦不下二万首。就数量而言，大相悬殊，而质量又未能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所谓质量，主要指散曲的思想内容不如唐诗、宋词的雄浑、刚健、积极、深刻。作品中抨击封建统治、揭露阶级压迫、反映民生疾苦、关情社稷安危的篇目，寥寥无几。即便不凡愤世嫉俗、刺贪斥佞等不满现实的作品，但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逃避现实、归隐山林，或忍辱退让、及时寻乐的消极情绪。由于数量既少，质量又较差，因而偏废元曲似乎习以为常了。
二是由于“后天失调”。所谓失调，意指明、清以还的士大夫之族及正统文人，惯视元曲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俗谣俚曲”，甚至斥之为“郑声”、“淫词”。这种偏颇之见，积重难返，可见偏废元曲又可辩解为由来有自。
针对上述偏废元曲两方面的原因，略抒一管之见，冀作引玉之砖，以就正于方家。
首先，就偏废元曲“先天”的原因进行探讨。翻开元朝史页，就不难了解元帝国的统治者实施严竣的种族政策，将率土之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蒙古和色目人可以任意欺凌汉人和南人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而汉人和南人则饱受屈辱，动辄得咎。对于汉族的知识分子，更是采取严密的控制措施。面临这种“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恐怖现实，广大中下层乃至身居高位的汉族知识分子，又哪里“敢有歌吟动地哀”呢？众所周知，评价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应脱离历史背景。没有“安史之乱”，杜甫就写不出《三吏》、《三别》等控诉战争罪恶、鞭挞官吏横行和深切同情黎民百姓的现实主义诗篇。没有“靖康之耻”，岳飞也写不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样“壮怀激烈”、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元代也不乏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写不出象杜诗、岳词这样掷地有声、振奋人心的散曲来，是与当时元帝国残酷统治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他们陷身于文网牛毛、酷寒蝉噤的森严境地，然而仍有不少知识分子敢于挥笔歌吟，写出了“不识字有权；不读书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这样毫不掩饰地揭露封建社会的腐败与丑恶，发泄内心郁郁不平的愤懑的散曲来。实质上，这就是对封建统治者的辛辣讽刺和无声的反抗！不仅如此，更有一位无名氏，举起匕首般的锐笔，锋芒毕露地怒斥“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哀战可怜！”不可讳言，作者对红巾起义军的错误认识和污蔑是应予批判的，但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看待作者的阶级局限性，也似乎不应苛求。况且全篇的主旨是把矛头直接对准封建统治者，对元帝国朝廷奸佞充斥、政苛法滥、官贪刑酷、生灵涂炭的倒行逆施的罪行，揭露无遗，淋漓尽致。这种“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无畏精神，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评价，是应予肯定，而且是值得赞赏的。因此，我们对待元曲的态度，应该是去芜存菁，披沙拣金。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将元曲拒之于教学宫墙之外，弃之于诗歌创作之列。
其次，对偏废元曲“后天”的原因略予剖析。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中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诚然，纵观我国的韵文由诗经到骚赋，由古乐府到唐诗，由宋词到元曲的发展轨迹，充分说明了“文律运周”是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元曲在继承宋词的基础上，代之而起，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诗歌体裁，这是历史的必然。只有“泥古非今，不达时变”的正统卫道士才戴上“墨守”的墨镜，歧枧元曲俚俗，甚至贬作“淫词”。殊不知元曲作家运用精心提炼的方言俗语注入其作品，朴质自然，通俗新鲜，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鲜明的民间风格，从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听。这正是古代诗词“日新其业”、与时俱进的一种进步现象，也是突破“诗庄词媚”的樊篱而自标灵采的鲜明特色，不仅不应妄加鄙薄，而且值得吸取借鉴。明代学者王骥德在《曲律》中早就指出：“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元曲则惟吾意之所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不可也。”充分地肯定了俚语俗谣在诗歌作品中运用之妙。近代学者王国维也称赞：“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惟其“自然”，才显示出“豪华落尽见真淳”的本色。前代开明学者，类似赞誉元曲的论述，不胜枚举。时至今日，总领风骚的中华诗词学会在倡导诗词改革的《纲要》中强调指出：“诗词改革必须伴随着语言的创新……当代诗词的语言，如果不能随着时代前进，在原有词汇基础上，运用吸收新生的词汇，那就非但不被当代群众所理解，反而会影响自身的发展。”文中还引用鲁迅所说的“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的名言，说明“用当代的口语，尤需提倡。”这就更有力地证明，元曲运用口语是无可厚非的。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是契合时代要求和人民需要的，如果因此而偏废，那就不免造成薪尽火传之失，而招致遗珠漏玉之讥了。
最后，还有必要阐述的是，元曲的特色还不仅在语言通俗一个方面。当代开元曲之先河、享誉全国的著名诗人赵朴初先生，在他的元曲专著《片石集》的前言中，缕述了元曲的四大特点。节录其梗概，以便加深对元曲的认识和理解。
第一是兴起较晚，接近近代的感情与语言，因而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第二是可以更自由地运用一切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各种表现手法与作风，而不受正统教条的束缚。例如所谓尖新、刻露、俚俗、泼辣等，在诗与词中是被视为瑕疵、引为禁忌的，而在曲中则不仅容许，反而认为出色当行。
第三是曲不仅在句型上突破了诗的整齐单调，而且突破了词的限制……作者长说短说，多说少说，随意所向。
第四，散曲除小令外，其套数可长可短，可多可少，伸缩幅度很宽。
紧接着，赵老还概括地指出：“在传统的各种诗体中，‘曲‘是最能容纳那种嬉笑怒骂、痛快淋漓、泼辣尖锐的风格的。”其实，用他的这句话来评价他的杰作，真可以说恰如其分，切中肯綮。他写的《某公三哭》和《故宫惊梦——江青取经》等套曲，用元代的旧壶，装当代的新酒，品尝其味，不仅令人陶醉，而且荡气回肠，令人拍案称绝。
此外，近人任中敏在《散曲概念》中还论及散曲超越诗词的另一特别。他说：“我国一切韵文之内容，其驳杂广大、殆无逾于曲者。剧曲不论，只就散曲以观，上而时会盛衰，政事兴废，下而里巷琐故，帏闼秘闻，其间形形式式，或议或叙，皆无不可于此体中发挥之者，以言人物，则公卿士夫，骚人墨客，既足以写；贩贾走卒，娼女弄人，亦足以写……大而天日山河，细而米盐枣粟；美而名姝胜境，丑而恶疾畸形，殆无不足以写……材料所收，固古今上下，文质雅俗，恢恢乎从不知有所限……其涵盖之广，固诗文之所不及。”而且就声韵而言，曲无入声。加以平仄可以通叶，有的还不避重韵，这就较之必须严格遵循声韵格律的诗词，在创作上，给作者另辟了一条更为宽松的蹊径了。
综上所述，可知散曲具有许多为诗词所不曾具有的特色。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贬低，而且也不应该贬低诗的庄重、词的典雅，及其各具的特色。刍议的主旨，在于唤取元曲跨入教师的课堂，注入作者的笔端，使这颗长期以来不应废弃却遭到废弃的明珠，得以在百花齐放的艺苑里，也能同诗和词这两颗璀灿的明珠一样，放射出烨烨照人、永不消逝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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