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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她 作者:霍达

 

  一踏进画家的工作室,浓郁的清香扑鼻而来。他正在窗前对着一束桂花写生,被我这不速之客的采访打断了。

  “噢,请坐!”画家热情地招呼我,一边用棉丝擦着沾在手上的油画颜料。

  我测览着这生产精神财富的画家之家。啊:这里到处都是画,四壁都挂满了,甚至连桌旁、墙角都叠放着大大小小的各式画框。我的视线落在一幅尺寸不大的油画上,它挂在写字台前。这幅画竟是那样面熟:画中人的那一双眼睛,好像在看着我。我霍地站起来,脱口而出:“啊,是她!”“怎么,你认识她?”画家不解地问。

  “没错,就是这张画,就是这双眼,我在展览上见过!”那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这幅画悬挂在美术馆的大厅里,曾经深深地吸引了我。画面,只是一个姑娘的半身肖像,掩映在花丛之中。那姑娘微微有些笑意,看着观众,一双眼睛好像会说话。那姿态,不是当时作品中常见的“英雄状”,那笑容,也不是流行的“豪迈状”,却蕴藏着内在的美。眼神中,似乎有一丝哀怨合而不露,似乎有一番言语欲说还休。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好画真是太少见了。我站在画前,看了很久,不忍走开。几年来,那一双眼睛还时时浮现在我的面前,就像故朋好友似的盯着我。我真后悔当时竟然忘记了看标签上的作者署名,不然还可以找他去仔细采访采访呢。

  “原来这正是您的作品!那就请您谈谈这幅画的创作经过,好吗?”我回头望着画家,期待他的回答。

  画家的笑容突然从脸上消失了。

  “这不是一幅虚构的肖像画,我画的是一个真人,一位我很熟悉的姑娘。说起她……唉!不要讲了吧?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你写出来恐怕都找不到地方发表!”画家的声音变得有些异样,神情中好像隐藏着什么秘密。

  “噢?”我打开采访簿,掏出钢笔,固执地看着他,“那,我就更想知道了。您不会拒绝吧?”“唔。”画家不再和我争辩,他坐下去,用手掌托着脸颊,手指敲打着额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用低沉的、近似于自语的声音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二这姑娘名叫杜若。

  她的父亲是解放后我们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可以说,在我的学生中,他是最优秀的一个。毕业以后留校当了助教,1965年提升为讲师,同年由我介绍入了党。一年的预备期还没有满,“文化革命”开始了,他和我一起被揪进了“专政队”。风云突变,连我们这些经历过四二年整风、五七年反右的“老家伙”都迷茫不解,更何况他这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对于他,我太了解了,就像了解我自己。他没有野心,不懂得权术,朴实得像个工人,天真得像个孩子,从事艺术劳动是他最大的乐趣。这样的人也被他们指为“黑帮”。

  怀着一连串不可解释的疑问,我们排着队,一起走进批斗文艺界“黑帮”的会场,身上都背着教学用的石膏人像,什么“阿波罗”、“拉奥孔”、“大卫”……我背着“挣扎的奴隶”,他背的是爱神“维纳斯”。这是惩治我们美术界“黑帮”的独特方式。我们曾经用这些东西“毒害”过学生,“罪恶”要背在自己身上。创造这些雕塑杰作的古代西方艺术家们,不远万里从海外带来这些艺术遗产的先辈画家们,他们当中有谁曾预料到呢?当初的心血成了今日的罪孽!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学生,是我害了他。我看着他那瘦弱的身体,轻声问:“背得动吗?”他咬咬牙:“老师,我能挺住!”批斗会场设在孔庙大殿前,天晓得维纳斯和孔夫子又有什么瓜葛?血红的大标语上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石膏像堆放在会场上,一群戴着袖标的人跑过来。抡起大锤就砸。原来他们是要毁灭这一切!“这是爱神!”杜若的爸爸扑过去阻拦他们,他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爱神?牛鬼蛇神,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她是哪个阶级的?”他们手起锤落,“吮嘟!”石膏碎片撒满了一地。啊,可怜的维纳斯,可怜的爱神,毁灭了!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了爱!“让一切封资修黑货统统见鬼去吧!”在震天响的口号声中,我们被责令跪成一圈,中间烧起一团冲天大火。我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天哪,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难道要把我们都活活烧死吗?劈里啪啦一阵响,一团团花花绿绿的东西扔进火堆,我们的背上同时挨了一阵痛打。噢,那焚烧的是京剧服装,什么龙袍啊,盔甲啊,纱帽朝靴啊之类;打在我们的身上的是舞台上用的刀枪剑戟。打手们得意地狂叫:“黑帮们,你们放了多年的毒,今天自己尝尝它的滋味!”真是天大的恶作剧啊!唉,随他们的便吧,当时哪容得我们说话。可是,杜若的爸爸,这个血性男儿却忍不住了,他翻身挡住关云长的大刀:“我是画画的,从来没看过京戏,和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啪啪!”关云长的大刀重重地打在他的背上,一个声音高叫着:“你自己跳出来了?看,这就是你的罪证!”我吃了一惊,侧眼一看,造反总部司令的手里举着一本连环画册。那正是杜若爸爸的作品《安源风暴》!书中画写的安源罢工领导人,就是后来的“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司令部头于”!“这可真是铁证如山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呢?”可是,当时谁也没料到,作者竟然抬起头来,坦然地说:“画,是我画的。但那是历史事实!”会场骚动了,刀枪剑戟雨点般地打在他的身上,头上,数不清多少人围打着他一个人。暴怒的口号震得大地都在颤抖:“打倒为×××翻案的现行反革命!”…………从此,他不再和我们关在一起,被单独隔离。三个月之后,一天的早晨,高音喇叭突然宣布他已“畏罪自杀”!他躺在造反楼下的雪地上,头颅裂开,双眼圆睁,嘴大张着,像是在呼喊。

  八岁的杜若和她的妈妈,不顾驱赶,不顾斥责,发疯似地扑在死者的身上,哭啊,喊啊,泪水和着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雪地。

  “爸爸有什么罪?他不会自杀,他凭什么要跳楼?我不信!我不信!”凄厉的童声哭喊着,回答她的,只有漫天的风雪和高音喇叭里吼叫着的声讨……扫雪的“黑帮”们默默地走过死者的身旁,其中包括他最亲近的老师——我。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样忍住了这痛苦的折磨。没有权力表达一个字的哀思,我只是最后看了一眼心爱的学生,看了看他那只有八岁的遗孤,泪往心里流。

  我再碰到杜若,是在食堂里。我背过了语录,请过了罪,排队走进食堂,看见杜若拿着饭盒,挤在人群里。队伍慢慢移动着,我看见她踞起脚尖把饭盒递进卖饺子的窗口。

  “当啷!”一声,她的饭盒被扔了出来,窗日里传来粗暴的吆喝:“反革命崽子,还想吃饺子!”我的心猛地一阵收缩。杜若啊杜若,你毕竟还是个孩子,不像我们这些老“黑帮”有自知之明啊。

  杜若没有说话,默默地拾起饭盒,走了。从那以后,每逢开饭,她总是来得很晚,等到人们差不多走光了,才跟在我们的队伍后面,在屈辱中接过一碗冷了的饭菜。

  于是,食堂成了我所盼望的地方,我只有在那里,可以和这个自动跟在“黑帮”队伍后面的孩子,用眼睛做无声的交谈。看见她,就像看见了她的父亲。不久,连这仅有的机会也没有了,食堂里再也见不到杜若的影子。她到哪里去了呢?直到两年以后,我被放出了“专政队”才知道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和妈妈两年来是怎样噙着眼泪度过了那些漫长的不眠之夜。

  …………一天晚上,杜若突然对妈妈说:“妈妈,要是你再结了婚,我还是反革命崽子吗?”孩子的话使妈妈惊呆了。这样的劝告她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了,许多的人都这样说,但是,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念头。她怎么能忘了那个躺在血泊中死不瞑目的人去和别人结婚呢?她怎么能了结那一笔算不清的冤债而强颜欢笑呢?不,她决不能这样做,也决不能告诉她的女儿。然而,这样的话却从女儿的嘴里说了出来。怎么办?一天又一天,她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久久地徘徊着,她渐渐觉得,小女儿的话也许是对的。看来,她的爸爸是永无翻案之日了,因为他的罪名是替“中国的赫鲁晓夫”翻案,那个人已经被“彻底打倒”了。可是孩子呢?难道让她带着这耻辱的烙印走上刚刚开始的人生道路吗?为了孩子,为了她和丈夫惟一的骨肉不至于当一辈子“黑帮崽子”、“反革命子女”,她决定朝前走了,给孩子换一个家庭,改一个出身,让她享受她应该享有的欢乐。然而,这对于一个忠实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却又是多么痛苦!妈妈搂着杜若,告诉她这个决定,杜若哇地哭了,母女俩脸贴着脸,泪水流在一起。

  “孩子,是你要妈妈这样做的,你怎么……”“我想爸爸,今天更想爸爸,想我的亲爸爸、好爸爸!”杜若紧紧搂着妈妈的脖子,用脸庞擦拭着妈妈的泪水。

  这一夜母女俩又是通宵无眠。妈妈默默地收拾东西。她从破棉絮中拿出两本厚厚的相册,对女儿说:“爸爸的照片,不能带到人家去,他是‘现行反革命’啊!你再看看爸爸吧,今天晚上就得把它烧毁了。”“不,不能啊,妈妈!”杜若疯狂地把相册抢在怀里,“烧了它,我再也看不见爸爸了!”结果,这两本相册被偷偷送到我家,藏在箱底。妈妈要杜若做到三点:第一,十八岁以前,不要取回这些照片;第二,到了人家,不许说想爸爸;第三,要改姓继父的姓。这三条,像三把刀子扎在幼小的杜若心上。但是,她懂得妈妈的心,答应了前两条。第三条,却坚决不肯,“要改姓,我就姓妈妈的姓!”妈妈妥协了。从此,她的名字的前面,加了妈妈的一个“李”字,叫“李杜若”。聪明的孩子啊,她还是没有丢掉爸爸。

  杜若跟着妈妈,搬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家去了。听到我被放出来的消息,她特地跑来看我,却没有约我去妈的新“家”。因为她心目中的家已经不存在了,她的继父对她并不坏,可是她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爸爸”。十五岁那年,她上完了初中,自愿报名到黑龙江的一个农场去了。

  杜若临走时。又和我见了一面。我从箱子里取出她爸爸的照片,她流着眼泪,看了又看,然后又包好还给我,不肯带走。

  “我还不到十八岁……”她说,咬着嘴唇,严格履行当初和妈妈的协定。

  没有说更多的话,她和我告别了。分手前,又回过头来,微微露出一丝笑容。那笑容,是深沉的,是刚毅的,胜过了多少言语。我画的就是那样的笑容。我很佩服这个只有十五岁的孩子,一棵柔弱的幼苗,经历了狂风暴雨的袭击,没有夭折,没有倒伏,她挺直了腰杆,又继续前进了。她想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开拓自己的前途,却不知道等待她的是坎坷、艰险和苦难。

  他们的农场,地处边疆要塞,往返出入,要经过边防检查的。在发给她的证件上“家庭出身”一栏里,赫然填写着“现行反革命”的字样!这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妈妈的心血白费了,她那个亲爸爸留给她的政治遗产,像影子一样跟着她,走到天涯海角也摆脱不掉!杜若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一直到她死。

  三“怎么,她死了?”我吃惊地打断了画家的叙述。

  “死了,死得很壮烈。”画家痉挛的双手掩着脸腮,泪水从指缝中涌出来。

  “杜若在北大荒埋头苦干了三年。每年都有一大批青年学生来到这里,开发沉睡千年的土地。那一年的秋天,一群新来的孩子刨地开荒。按东北当地的办法,先把地上的野草烧净,然后用铁镐把黑油油的土地翻开。有一天孩子们刚把火点起来,忽然刮起了大风,霎时间,整个草原化为一片火海,孩子们慌了!他们的农场地处北部边疆,荒原一直连接着邻国,连一条界河都没有!那一天,正是邻国的国庆日,如果大火蔓延过国界,后果将不堪设想!孩子们呼叫着,脱下棉衣扑打着燎原大火……”当时杜若并不在场,她和同志们立即闻声赶来,朝烈火扑去!我们的孩子是好样的,他们受过党的教育,懂得火光就是命令,火海就是战场,懂得在烈火的考验面前,自己应该怎样做。

  “大火终于在国境线内被扑灭了。然而,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十几个娃娃却献出了生命,连尸骨都没留下,他们化为灰烬,撒在北国荒原上。这英雄的行列里,就有我们的杜若!”人们在整理杜若的遗物时,发现了她写的一份入党申请书,还没有来得及交上去。——记者同志,请你不要以为这是故事的辉煌结尾,不!生活中的现实并不都是像电影里那样。在当地召开的追认共产党员、追授烈士称号的大会上,并没有提到杜若的名字!“”啊?为什么?“我不仅十分悲痛,而且极为忿懑了。

  “这还不清楚?就是因为她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爸爸,她爸爸的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啊!”画家长长地叹息着。

  我抬起泪眼,望着墙上的杜若画像。杜若依然是那样微笑着。我仿佛觉得,在这里,画家探合了两代人的形象,那杜若一定很像她的爸爸。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中秋的清风吹进画室,拂动着桌上盛开的桂花。桂影婆娑,浓郁的清香和那画像融为一体。“杜若”,是她的父亲用芳草为她命名吧?这样贴切,这样含义深远。“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屈原《九歌》中有这样的诗句。

  “生前被人唾骂,死后无人纪念。我无法遏止要用画笔表现她的愿望,创作了这幅画。为了能够展出。我在花丛后面画了拖拉机之类容易通过审查的道具,但愿被当做一幅宣传画看待。而且没有标上杜若的名字,只是用了一个像是豪言壮语的题目《大地春华》。其实,这是把鲁迅的‘寒凝大地发春华’缩写而成的,审查的时候,竟然没有被发现,真万幸。这在当时,是我惟一能做的一种表示了。我只能默默地把这位不被承认的烈士再现在同胞们面前,请大家在任何时候——哪怕是欢庆胜利的时候,都不要忘记她!”画家的话停了,我的笔也停了。我久久地凝视着画幅中的杜若,画室中静静的,只有桂花的清香在无声地游动……

  写于1979年冬(发表于《江城》1980年第5、6期合刊。收入霍达小说集《魂归何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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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