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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球 作者:彭歌

 

  一

  黄昏后,风声渐渐停息;细碎的雪花,却仍然无情无绪地飘了下来,越下越紧。

  从我们的窗口望出去,阶前庭院,已经铺满了茫茫的一片白。短墙之外,眼睛所能看得见的山坡和田野上,也都是茫茫的一片白——更广大、更深远、也就更神秘的一片白。

  我喜欢外面的冰天雪地,但那是明天早上的事。眼前我更喜欢房间里暖洋洋的一炉火。我们晚上睡得很早、为了省油,房里很少点灯。煤炉里一窜一窜的火焰,伸着红色、蓝色和黄色的长舌,显得分外明媚可喜。老花猫卷着尾巴偎在我脚底下打盹儿,我也半睡半醒地靠在母亲身边。火光把庞大的人影映在墙上,一抖一抖地,仿佛是梦中的巨灵,环绕着我跳舞。

  母亲坐在暗影中织毛线,织的是我一件旧毛衣上两只新换的袖子;她向来织得极熟练,可是今晚口中不时喃喃地数着针数,打了一会儿又拆去一大段。我看不清她的脸色,可是我恍惚感觉到有了不平常的事情。

  那一年,我们家住在渭河北岸的平冈上,对面望得见黑黝黝的秦岭,顶着积雪皑皑的帽子;这是芦沟桥战事发生一年多来,我们从北平逃出以后,第一个安顿下来的家。在这儿,大家渐渐忘记了逃难途中颠沛流离的苦况,又渐渐习惯于那种千篇一律的平凡的生活轨道中。

  譬如说,现在听到山脚下列车喘着气,高鸣着汽笛,来了又去了的声音,应该是八点五十五分;——听大人们说,自从打仗以后,陇海铁路的绿钢皮车就没有一天不误点——若照往日的习惯,我早该上床睡觉了。

  “小元儿,去睡吧。”母亲刚好织完了一行,把针抽出来,伸了一个懒腰。

  “我要妈跟我一块儿睡。”“不行,妈还要等人呢。”母亲两只手互相揉搓着,又轻轻拂去身上粘着的细毛绒。

  “等谁?这么晚了。”说着,我索性伏在母亲怀里。

  “乖儿子,别腻烦。”母亲嘴里虽这么说,手却不停地抚摩着我的脸,“妈要等一位远道的客人。”“谁,是不是爸爸今天回来?”我高兴得坐了起来;父亲到西安去开会,走了好几天了。

  “就记得你爸爸。”母亲笑着说,“是一位生客,见过你,好几年前,那时候你刚刚能走路。”我很小的时候身体一直很坏,满五岁不能自己下地走路,所以在我家里,总把我会走路当做一桩大事情。

  “妈,你说说看,到底是谁?”“梁伯母,记不记得?”我摇摇头,想不起来。

  “小糊涂虫,不是在北平我们家里住过一两个月,教你认字,给你画画:你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母亲搂着我的肩膀,自言自语地说,“唉,这几年的变化实在也太大了。”我费力地想,好像要在一本翻乱了的照片本子里找一张没有贴上去的照片——也许粗心地夹在里面,也许根本就弄丢了,要一个十岁的孩子记起五年前的人,未免太难了。

  “她什么样?妈,你提个醒儿。”“什么样?”母亲自己也在回想,“她第一天到我们家里来,穿一件黑缎子斗篷,你说她像戏台上的人。”我还是想不起来。

  “哦,对了,你该记得她那条围脖儿——一条整狐狸皮,镶了两只亮晶晶的玻璃眼珠子,真像个活狐狸似的,你一看见就吓得哭,她还笑你不像个男孩子。”这样,我好像有点儿头绪了,对了,那只狐狸,拖着长长的毛茸茸的尾巴,张着嘴,还有上下两排尖尖的白牙,冷森森的,不错,我是为了它吓哭过。

  “那时候,你奶奶还在世。她老人家总是对我说,我看你们这班少奶奶里头,论品貌,论口才,就得算这位梁太太拔尖儿了。就连我这老古派儿,也要多看她几眼。”我恍惚想起一点儿来了,一个娇娇小小的女人,穿着黑斗篷,黑缎子高跟鞋,鞋脸儿上有一块闪闪发光水钻编成的图案,那高跟已经高到了危险的程度,在那时候的北平,尤其是在我们那样的家庭里,确实是看着挺新鲜的。对了,她的狐狸围脖儿,把我吓哭了还抿着小嘴唇儿笑:“一回生两回熟,乖,拿去,给你仔细看看,下回就不怕了。”她把那狐狸捧到我手里,我简直连眼都不敢睁。我总觉得它是会活的。

  “不是还有个梁伯伯?”我说。我记得梁伯伯在我吓哭了时,就责备过她:“孩子脾气,改不了的!”我记得他年纪似乎比父亲大,而梁伯母可那么年轻,当我问起这一点时,母亲噗哧一声笑了起来:“丈夫比妻子大,天底下多的是,这有什么问的。”“我记得那个梁伯伯老是穿着长袍,袖着手,手心里搓着一对象牙球,又光又圆,总是转呀转的。”现在想起来,也许就为了那对顺手筋的象牙球,我总觉得梁伯伯人比较可亲近些;他好像特别喜欢跟我这小孩子胡扯,虽然他头都秃了。

  “梁伯伯今天也来吗?”母亲摇摇头,眼睛望着炉火发呆,好半天,才叮嘱我:“这回梁伯母来咱们家,你可不要提梁伯伯呀!”“怎么啦?”“小孩子,不懂的事少问。”母亲的语声很沉重,“听见了没有?”我没言语,心里想,八成儿那个梁伯伯是死了——像我叔叔一样。我叔叔是带兵官,在山东作战阵亡,母亲不许我在父亲面前提起他来。有一回我要吃脆枣,父亲说吃多了要害胃病;我就说:“你们不给我买,我叫叔叔给我买。”第二天,母亲告诉我,我那么一句话,害得父亲一晚上睡不着——大人们的事,可真多,可真怪。

  二

  我在母亲身边打了个盹儿,醒来已经躺在床上了。梁伯母没有来,母亲还没有睡,大概已经很晚了吧!她们真是好朋友,我想。

  我喊了一声“妈”,母亲才从堂屋走进卧室来;她替我拉拉被,手冰冰凉,一句话也没说。

  “你怎么还没睡?”“我想再等一班车。她说今天一定到的。”母亲说着,把她自己的被撩开一角,和衣倒下去,“今儿这天气,可真够瞧的。明天下山的道上一定全是冰。”“梁伯母一定会冻坏了,”我说“以前她不是爱唏溜唏溜抽着冷气说:你们北平,什么全好,就是这股冷劲儿,让人吃不消。”母亲脸朝外,没理我,只“唔”一声。她心里一定又在想事情。

  当我迷迷糊糊又要睡着了的时候,院子外面远远地忽然有了人声,先是车夫老金“吁,哦——哦”吆喝牲口的声音,骡车轮子辗着冰雪吱吱的声音。一会儿,车停了,工友孙得海在敲门,喊道:“太太,接回来喽!”母亲等不及老孙妈起身,就自己跑出去开大门;我也不顾寒冷,爬起身来,伏在窗户上往外望。孙得海提着马灯站在门口;客人从车上——这骡车是我们这工厂里的公用交通工具,因为此地既没有汽车,也没有汽车路——慢慢地跨下了,只是一大团黑影子,一张小小的脸。雪地里的几个人,那座张着蓝色帆布的骡车,还有那踏着前蹄不停喷着白气的骡子,全都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睡意,不像是真的。

  梁伯母一下了车,就投到母亲怀里。大概是哭了。母亲搀着她,到了堂屋里。我又钻进被窝,不知为什么,忽然觉得很紧张,很窘。

  我猜想梁伯伯一定是完了,可是奇怪,他又不是像叔叔一样的带兵官,难道也会给日本人打死。我想不通。

  想到穿长袍子的梁伯伯那副悠游自在的神情,不由就想到他的那对象牙球,淡黄的光泽,致密的纹理,要是在灯光底下看,就像梁伯伯的前额一样放出光彩来。梁伯伯要是死了,不知道他那对宝贝球儿落在什么人手里。虽然我也知道,在这种时候有这种想法不大对头,内心不免有些惭愧,可是还是由不得有点儿念念不忘。

  梁伯母在堂屋里哭哭啼啼了一阵,说了一些话,我没听清楚;后来,忽然听到她提到了我:“小元儿呢,该有七八岁了吧?”“开春十岁。”母亲说,“听说你要来,先还吵着等你,后来看看天太晚了,熬不住就睡了。”“他上学了吧?”“已经四年级了,就在这厂里的子弟小学,学校还不错,老师平津来的大学生居多数。”“我进去看看他。”说着,她们走了进来。

  先是一支僧帽牌洋蜡的光——那是当地罕见的名贵东西,光线照在我脸上,我感觉得出有点儿不同。我闭着眼假装睡熟了,一只陌生的手——比母亲更冷更瘦的手,摸着我的额,一直摸到了我的下巴,痒忽忽的。我强忍着没有笑,只觉得那只手是带着慈爱和善意的,弄得我不好意思装假。

  “他不算胖,”梁伯母无端又叹了一口气,“一霎眼工夫小元都这么大了,瞧这两条腿,这么长了。”她捺了捺我伸在被窝里的腿。我正想要不要坐起来,忽然又听到她哭的声音。

  “唉,真是想不到……”什么想不到?难道我长大了是不应该的事?我最不喜欢大人这种倚老卖老的口气,一生气,我就把头索性再往被里钻,不看她们。

  三

  第二天一早,老孙妈喊我起来上学,慌慌忙忙啃了个烤馒头,喝了一碗热粥,就赶到学校里去。上课的时候,才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当时也没看清梁伯母到底是什么样儿;还有,她到底为什么那么哭哭啼啼的。

  中午回家吃饭,才算见到了梁伯母;我向来怕见生人,可是梁伯母对我一点儿也不生分,抱我在怀里问长问短,说了好些话。她穿着黑色的棉袍子,挺单薄的;一件短大衣,也是黑色的;我注意她脚上,没有高跟鞋,也没有水钻,只穿一双圆口布鞋,可能还是她自己做的。这种打扮,就算住在我们这个乡洼子地方,除了本地人,在“大地方来的人”中间,也要算是朴素的了。堂屋里侧,原来有个小套间,小得只够放一张床,是老孙妈睡的,现在腾出来给梁伯母住,老孙妈和邻家的佣人一起住去了。

  眼前的梁伯母,除了一个“瘦”字,似乎没有什么可形容的。她大约还是很怕冷,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南方人,南方人十个有九个都是禁不得冻的。她的脸白得发青,两个眼圈儿却红红的,红得让人看起来不安。她一点也不像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梁伯母蜕变来的。时间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她简直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全成了一个萎缩成一团的小老太婆了。这种变化,真好像一颗红艳艳的大柿子,变成一个上了霜的柿饼,让人一时之间有点儿想不通。

  她的光华没有了,那种侃侃而谈的丰采也没有了。她大概话已经谈完,所以成天总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母亲和她说话,常常答非所问。她那种万事不关心的神态,让人不知不觉地要可怜她——就像对那只已经不能抓老鼠的老猫咪一样——它老得对于老鼠的跳梁,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这是战时——而且正是开始日益艰苦的时候。父亲原来在一家工厂里做事,随厂搬到西北来,规划复厂,一切等于从头做起。厂里没有钱,家里也就常常听见母亲说:“钱又没有了。”孙妈和孙得海母子俩,本是我家的老佣人。可是因为父亲收入少,就把孙得海介绍到翻砂间去做模型——他以前当过几年学徒,会一点木工手艺。放了工,就到我家来帮帮忙。我们这主仆五人,已经打成一片,完全是一家人了。

  老孙妈对我家称得上“忠心耿耿”,也许是上了年纪,对于我们家道中落,比我父母都更着急。我常听到她唠叨:“你爸跟你妈都是滥好人,还是从前那样少爷少奶奶脾气,什么事也不往后想想,年月这么艰难,还照往常一样,大手大脚怎么行?看赶明儿个自己有为难,别人能不能有这样一半的热心!”所以,每当家里来了客,她总嫌人家“不早不晚,赶着吃饭的时候就来了”。然后就坐在厨房里小板凳上,气虎虎地拉风箱。头一回来的客人还好,要是常常来,其中有些是爸爸的下属和学生,礼拜天没处去,到我家来凑个小牌局,少不了吃顿晚饭,外加一餐宵夜,老孙妈可不答应了,“什么年头了,一炖一只老母鸡,一烧四五斤肉,一斤灰面多少钱,他们知道不知道?”有时候,故意把饭煮得不够,把焦糊糊的饭锅巴盛到客人碗里。等客人走了,母亲少不得又要好好地开导她一顿。

  梁伯母到我家来,似乎是打算长住下来的。住了三天,老孙妈第一个不耐烦。“谁是没家没业的?怎么能老是腻在别人家里不走?”母亲只装作没听见。

  我趁着母亲在堂屋里,听不见,就悄悄地跟老孙妈说:“你说谁,是不是梁伯母?”“哼,不是她是谁!就算好朋友呗,可也没有这个理儿,兵荒马乱的年头,到人家家里一住就不打算走了,这算哪一宗呢?”“她自己没有家?”“是呀,她连个家都没有,你妈就知道做好人,你看住到哪年哪月去吧!”“她的家呢?”“她跑出来,她不要了!”“梁伯伯到哪儿去了?”“还提那个姓梁的,当了汉奸啦!”“汉奸?”这两个字把我吓了一跳,尽管我年纪小,这两个字可听的太多了;无论是家里的大人也好,学校里的老师也好,提起“汉奸”来总是咬牙切齿的。记得我们从郑州到洛阳去的时候,在洛阳车站看到个颜色灰败穿着灰布衣服的中年人,被五花大绑围在人丛中,大家在骂他,打他,撕他,连女人们也向他脸上吐唾沫。原来那天洛阳有敌机空袭,在拉紧急警报的时候,有人看到那个人在放信号枪。我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斩钉截铁地说:“一个汉奸,该枪毙!”可是,梁伯伯怎么会是汉奸?我觉得很奇怪。他是不是也在敌机空袭时放了信号枪?我问老孙妈,我想她大概也是不知道,不料她说:“因为他有这个呀!”说着,她就把右手大拇指和小手指头翘起来,中间三个手指头握着,然后尖着嘴巴吹出“夫、夫、夫”的声音。

  “这个是什么?”我不懂。

  “这就是抽大烟呀!”“抽大烟的都要当汉奸?”“咱们这边不许抽呀!谁抽就枪毙谁,所以呀,抽大烟的人都跟着日本鬼子当汉奸去了。原来他有点儿产业,大码头上到处有房产,还有不老少的生意。就因为他有那一样,不能像你爸爸这么吃苦,不敢出来,所以就留在北平,归齐是当了汉奸。”“你怎么知道的,孙妈?”“她自己跟你妈说,我亲耳听到的。”“那她怎么又跑出来了呢?她是汉奸的太太,难道——”我实在不忍说出抓她的话来。现在我觉得梁伯母更可怜了;梁伯伯做了汉奸,早晚恐怕脱不了也要像我看到的那个穿着灰衣裳的人一样,被大家围着打、骂、吐唾沫,结果还得枪毙。

  我把这话问过母亲,她却疾言厉色地训了我一顿,吩咐我不许胡说八道,还把老孙妈骂了几句。

  但,这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疑团。

  四

  童心分不清是非善恶,只是受感情的导引。我知道汉奸是坏人,可是我没办法设想梁伯母跟汉奸有关,尤其是母亲一直对她那么好——母亲的判断是不会错的,一定还有别的道理。

  可是,我心里有一种矛盾,我内心徘徊于母亲和老孙妈两个极端之间。梁伯母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是个从心里快乐的人,甚至于跟我这小孩子在一起,也很少谈笑。

  父亲因为搬迁设备、采购材料,尤其是为了要招纳复厂所需的员工,在西安久久不能回来;几次寄信回来,都要母亲转告梁伯母,请她宽心在我们家里住下来,只要我们在这里,希望她就当作自己的家,不要见外。将来想要就业,也可以设法。

  梁伯母自己也提过要找个工作,但像她这样没有什么专长,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是不大容易安插的;所以说说也就算了。

  腊月里难得有那么一个好天气——不知怎么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我老是记得——正午,母亲、梁伯母和我三个人坐在堂屋迎门的地方晒太阳,两个大人默然对坐,好半天才讲一句话:上句不接下句。

  梁伯母无精打采地赞扬天气好——这是她第三遍说这句话了。可是这回她加了一句:“我那小箱子一直都没打开过,让我来打开过过风,见见太阳吧!”于是我就帮她去搬。那是一个大小在拜盒与箱子之间的红色小皮箱,色泽已经斑驳败坏,一副久历风尘的样子,但由于拂拭得那么干净,看得出主人对它的珍爱来。

  箱子沉甸甸的,好像里面装的是石头和铁块;打开来看,原来都是些纸——断烂的书页,未裱的小幅字画,日记和信札。还有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已经变黄了的旧照片,背面上有在照片本子上贴过又撕下来的黑卡纸的痕迹。箱盖一打开,一股浓重的霉味冲进鼻孔,梁伯母看到里面有书鱼爬出来,就像捏臭虫一样地捏起来在地上捺死。

  在那些纸片之间,还有些别的东西,用棉纸布片或棉花包着。梁伯母拿起其中一个布包对母亲说:“看见这东西我心里就难过。”那是一支西医注射用的针,好像我打什么预防针时用的那种一样,“这就是他戒那个东西时用的针;本来打针,吃药,都已经戒得差不多了;结果是他自己把握不住,偏偏又打仗……”“这也是劫数。要不是闹日本人,梁大哥也不会再弄上那东西。他也不是没有志气的人,既然下过决心,我想他迟早还是会戒掉的。”母亲安慰她说:“尤其因为你在这边,他心里没有不记挂的。说不定很快就能戒好,来接你呢——反正现在从那边过来也不难。”可是,梁伯母只是摇头。

  又翻了一会儿,她拿出另外一个绸子包来,打开来一看,我不由得像看到老朋友一样欢呼出来——那是一对圆圆的象牙球。“唉,”梁伯母先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自言自语地说:“这还是东交民巷一个印度古董商送给他的,说是有这么一对球,夫妻可以永远团圆和美,真是……”她笑了笑,也许是笑那个印度人,也许是笑她自己,笑得那么难看,就像是哭。

  “你别尽看这些东西,休息一会吧!”母亲说。

  梁伯母真的又哭起来了。她断断续续地说:“一个人,要是想……做点好事,真难……偏是……坏事就那么容易,真容易……一学上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唉,就离不开,改不过来。他也是聪敏了一辈子,计算了一辈子……”她啼泣了一会儿,忽然擦干了眼泪,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地对我说:“小元儿,这对球儿给你拿去玩吧!”“那怎么可以?”母亲首先拦阻。

  我心里也是一愕,这是我意料不到的事,也许因为我太爱那对球而且想得它太久了,隔了这么久,连再看它一眼的机会都没有,现在竟听说它要归我所有,真是兴奋得不得了。

  我站起身来就跑——不留心把脚底下的老猫踩了一脚,踩得它摇着尾巴乱叫——我顾不得它,我逃避一样地跑到厨房门口,大声喊道:“我不要!”为了加强我自己的决心,为了抵拒我自己要占有那对球的强烈欲望,我说:“我不要梁伯伯的东西;他不是好人,他抽大烟,他是汉奸!”也许我的语声太大了,我自己并不觉得,但那两句话对于梁伯母却起了像一声轰雷一样的作用。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得清清楚楚,她的脸一刹那间变得惨白,人都呆了,慢慢地坐了下去,握在她手中的一只象牙球不经意地滚落在地上,另外一只还握在她手里,牢牢地。母亲手足无措地看看我,又看看梁伯母。

  而梁伯母呢,她好像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笑,也许她确实笑过一会儿,但是很短暂。因为,我看得更清楚的是她脸上的泪水。

  母亲狠狠地盯着我,她没有骂,大约她觉得这是太严重的事,已非几句斥责就可以纠正的了。但我也看到一个带着鼓励的笑脸,那是正在拉风箱烧饭的老孙妈。

  过了好半天,那必是大人们觉得很窘而我也怪不舒服的好半天,梁伯母慢吞吞地说:“我想,一半天我要走了。”母亲满目惊疑地望着她。

  “有一个朋友,在双石铺那边一个中学里当教务主任,来信说那边有个职员缺。我想那个工作也还清闲,而且离着你们也不算太远……”这本来没什么,但两件事合在一起,却显得太巧。母亲似乎反而不好意思为我解释什么,而我也并没有挨什么骂。

  第二天中午我放学回家来,老金正驾着骡车下山,原来是母亲送梁伯母下山,老金停下车来把我抱了上去。说不出什么理由,我有点儿抱愧,一直不敢看梁伯母的脸。

  在车上,母亲常常找了话来说,她提到她为梁伯母写的介绍信,到了宝鸡以后可以找什么人,搭便车去双石铺,在双石铺又有哪些熟人,“全是北平的老朋友”等等。梁伯母只是唯唯诺诺地答应着,我感觉得到——她的眼睛老是看着我。

  好容易到了车站,好容易列车来了,好容易把她送上车找到了座位。隔着玻璃窗,梁伯母向母亲和我挥手,站长在摇铃了,列车缓缓地动了,梁伯母忽然把玻璃拉下去,探出头来大声说:“大嫂,要是有了他到后方的消息,可千万先告诉我一声。”看她哭着,我也莫明其妙地哭了。我摸不清是为了梁伯母抱屈,还是为我自己抱屈。

  总之,我觉得心里好难过。

  我们坐骡车回家的时候,车上好像空了许多,也轻松了许多;母亲只是说:“快点回去吃饭,下午又要迟到了。”我直想问问她梁伯母是不是在生我的气,还有那对象牙球,可又有点儿怕提起来惹她发火。

  列车远远地鸣着汽笛,山鸣谷应,回头看时,早已去得远远的了——在平原的那一边。母亲这时吐了一口气说:“一个人,可真走不得错路呀!这么好的一位太太,唉,也跟着受连累了。”回到家时,老孙妈送来父亲寄来的一封信,说是马上要回来过年了。还说今年有梁伯母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过得热闹一点。当母亲在我一再催促之下,把信念给我听了以后,我一面觉得这么熟悉的自己的家庭,竟有一种往常所没有体味到的特别的温暖,同时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惘然。

  梁伯母,她在什么地方过年呢?还有那一对象牙球,还有那和象牙球一样反光的梁伯伯的额头……五过了好多年,我还是记住这件事。

  抗战胜利以后,梁伯伯一度被捉起来,可是并没有如我所挂虑的被枪毙。放出来以后,听说他另外结了婚,娶的是一个商人家的女儿。有人跟他提起他以前的太太来,他笑笑,再要问时,他就说:“那个人,脑筋太死板。”梁伯母起初是和我家没断过联系。胜利之后,她也回到了江南的老家——可是丈夫分开了,别人总以为她多少也有点儿错处。没有人记得她是为了坚持一个原则而牺牲过自己的幸福的了。再后来,索性连她的消息也没有了。

  这似乎不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更不是一个“善有善报”的故事,也许只因为我自己在里面,所以我还记得它。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正如人生之中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一样,都是纷乱而没有意义的。但,每年冬天,阴天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天的事情,积雪,太阳,冷风,列车怒吼着自近而远,梁伯母的忧愁的脸,还有那一对没有表情的象牙球。

  (选自《象牙球》,光启出版社196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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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