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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的事件 作者:骆宾基

 

  现在我们的生活是正常了,可以说进步了,科学化了,至少已经开始接近幸福了。

  然而那时候可不同。那时候我们中国正进行着伟大的战争,自然我这里所说的是跨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战争。那时候,我正在桂林附近的一个三等县份当承审员。我很年轻,法学院一毕业,就找到这个位置了,从一九三八年接事,到一九四四年调差,差不多我整整在那三等县份住了七年。

  那时候中国的人们都是在穷困和疾病里生活,过着挣扎一天是一天的苦难日子,谁也不知道这一个月以后的生活怎样,谁也不敢想,一个月以后是不是还能活下去,物价一天比一天高。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刚开始,中国农民银行挂牌的黄金标价是一万二千元法币一两,可是一个礼拜的工夫,就涨到二万四千。你想想,我们中国人民怎样生活吧!尤其是那些靠着月薪养家的中下级公务人员和那些没有固定收入的自由职业者、教员以及普通的市民们。不用说,一般的家庭纠纷,产业诉讼和债务案件就特别多,尤其是盗匪和刑事犯,监狱差不多都挤不下了,好在每天有病死的老囚犯,每天也有一些解到师管区去的。总之,人们在那些贫困的日子,脾气、信用和道德,同样的一天一天坏下来了。一个礼拜吃不到二两牛肉,你想谁的脸色还会有正常日子的笑容呢!一九四四年的那件案子没发生以前,我就和那个犯人认识,而且我们还做过三个月的邻居。他是一个读书人,名叫袁大德。实在他的生性正直,是一个又心软又气粗的好人。见了外人总是没有一点意义的笑笑,连他自己也知道那种笑是多么不值钱似的,可是在家庭里,他又施展他的暴虐了。若是一天不和他老婆吵嘴,邻居们就一定会担心他是病倒了。可见他的脾气是怎样的坏了。他的体质也非常衰弱,自然他的脸色灰白,由于营养不良,由于工作的过度紧张,那时候就听说夜夜出盗汗,三年的书记生活,在他身体和精神上的损伤,是很显著的。才三十多岁,可是那种衰老和憔悴,使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在心里可怜地想:不会再活一年的人了,真可惜呀!将来掷下一个还年轻的老婆和两个孩子,可怎么过呢!他住的屋子就在我的背后,从我的楼窗口向外望,越过一道竹篱笆,就看见他的那个三尺见方的狭小院子了。总共住着八九家人家的大杂院,他们租的那间房子正对着我的后窗。他的老婆经常在院心里走来走去,不是晒衣服,就是提着水桶去到临近的小河里打水。

  那时候袁大德还在政务人员训练班当书记,一天从公路上来回走四趟,中午必定回来吃一顿饭,离着他做事的那个有木牌子的机关,至少有三里路。他是贪图房租的便宜,才住在这郊外的。除了加到八百元的米贴,那时候他只能拿到一百二十元的月薪,加到一块儿刚刚能买八十斤糙米,连他老婆给人洗洗衣服,补补袜子什么的,归根结蒂,还是刚够吃。你想,他的脸色怎么还有光润呢?有的夜晚,我只要在走廊上站一站,就望见他在窗子里,伏案抄写文件的佝偻的影子了。他的体质怎么会好呢!堆积在他身上的文件是那么多,只要在公路上碰见他,就看见他腋下挟着一大包文稿。后来根据他老婆的口供,就知道,那个时候,他的精神已经涣散了,常常抄错句子,常常在他抄的文件上发现底稿上没有的字。而且越堆积越多,有的竟拖延到三个月还没有抄好。你想,他们的日子怎样会过的愉快呢!按照他老婆的口供说:一个礼拜他们总共说不到十句温和的话,除非是她病了,或者是孩子身上发热了!他们是一九三七年结婚的,就是中国抗战开始的那一年。

  据她说,袁大德的老家是河北省的保定府,祖上还出过一任道台,可以说是出身书香门第,写得一笔端正的小楷。从前在原籍那个县份的某个乡村小学里作文牍,而她呢,是那个学校的女工。战争爆发,他们才随着教员们逃到南方。那时候,她已经怀了孕,孩子的父亲可不是袁大德,虽然他的出亡完全出于迷恋她。到底他们结婚了,一上来,他就在一个杂牌部队里当上士文书。他们生活的很好,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那时候内地的物价也低,上等白米才卖六元法币一石,再有十元菜钱,他们可以天天吃到肉了。然而,从他到大后方的政府机关当书记起,他的脾气就越变越坏了。

  出事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子啦!大的叫立冬,六岁;小的一个才三岁,叫阳春。审问家属的时候,我也见到过,并没有和我在楼上的走廊上所看见的两样,褴褛、肮脏,立冬赤着脚,还是那条大人穿得不能再穿的破布制服裤子,裤腿挽到膝盖上;小的一个赤脚拖着一双大人穿的鞋。两个孩子都有皮肤病,眼睛都是又黑又大,脸色苍白得怕人。浑身都发着一股强烈的酸菜气味。袁大德夫妻吵嘴,就十有九次是从两个孩子上惹起来的。那往往是发生在他们团聚一起吃饭的那会子工夫,除了这会子工夫,他们两口子白天就很少有碰面的机会。晚上,书记一个人占用着油盏灯,老婆早就带着孩子睡了,又累,又怕书记嫌恶孩子吵,灯光又给她丈夫一个人占着,不早点睡又能做什么呢!每次围在餐桌旁之前,袁大德照例是收拾碗筷的,实在他的心很直,他不是不知道他老婆的操作,又打水又洗衣裳,那种过分劳碌和过分辛苦的。起先两口子,完全是沉默的,若是他老婆还有一碗酸菜汤没有烧好,袁大德也就站在里屋门口、她的背后等着。可是立冬或是阳春一在他面前出现,袁大德就会怒眉怒目地说:“滚!给我滚!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气人!”这话几乎是每天说三五十遍的,而且每遍都仿佛他是第一次说似的。孩子们立刻就像受惊的老鼠一样躲开了。袁大德还会望着孩子出没的方向,尽自说着:“我一见你就讨厌,你不看看你们那副尊容……”这之后,各人就着餐位坐下了,在立冬和阳春就座的时候,书记还火性欲发地望着他们,仿佛担心他们爬不上小凳子而打坏了小手里的碗似的。我们不难想象他老婆在他那种眼色下,是怎样替孩子担心了。用他老婆的话来说:“那会子他的两个眼睛,就像两团烈火,就像不怀善意的饥狼一样。”就是不去注意他,可是他还找茬儿呀!一会儿,他就向立冬望望,一会儿又向阳春望望。你想那两个孩子怎么会安心呢!怎么会不胆怯地也向他偷着窥呢!父子们的眼光就这样三次五次的接触,就这样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袁大德就大声问了:“你瞪着眼睛看我做什么?啊!我没有打扁你的脑袋呀!你不看看你那副尊容,那两溜鼻涕!真恶心——滚到一边去呀。”那时候他老婆就再也忍不住了,只轻轻说这么一句:“你一吃饭就找茬儿——立冬过来,我给你擦擦!”“谁找茬儿!”袁书记就会严重地问:“他瞪着眼睛望我做什么?我还没有摔死他就不错!”照例袁书记的老婆在这会子要流泪,要小声嘟哝着离开饭桌。袁大德呢!照例吃自己的饭,他已经看惯女人的眼泪和鼻涕了,偶尔还故意不示弱,再向立冬抛一句:“滚!都给我滚!”直到大的孩子连那个小的也带引哭了,这才掷下筷子,找他的制帽,临走也许还在立冬的耳朵上用力拧一下,骂一句:“死去吧!不死活着做什么!讨债鬼!”袁书记老婆一天所最担心的一次苦难就算过去了。吵嘴总归吵嘴,那时候两口子还没有交手打过架。

  出事的前八九天,袁书记两口子破例地撕掠到一块儿了。

  那天是礼拜,我正在台子前吃午茶,就听见袁书记老婆那并不响亮的声音说:“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你这个丧良心的,你这个牲口!”她喘吁的声音比话声还真切。我就匆匆走过去俯在后窗上向外看了。只见袁书记脸色苍白地站在门口里边,眼睛像疯子似的,两手叉腰,牢牢地站在那儿,仿佛他老婆披散着头发正在向他怀里撞,口里还似乎咬着一个类似发针的东西。那会子,只看见袁书记的两臂一挥,他老婆就倒退开去,就听见那个阴沉的屋子里爆发了一阵响声。听声音,是碗橱锅盆之类的东西飞了一地,而且还有玻璃之类的东西发出的破碎动静。果然,就在那一瞬间就有一个油瓶滚到袁书记的脚前边了。那会子,他的脸色也现出意外的惊愕,而且拾起那个油瓶看了看,等到他的脸上现出他明白这是怎么一会儿事的工夫,他就突然抛下那个破瓶子,消失了两秒钟工夫,那阴沉的屋子里就发出女人所有的一种喊叫:“哎呀……我的妈呀!你,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又一会儿,就变成袁书记老婆的嘹亮的哭声了……遭受痛打之后的哭声,夹着一些这样的字眼说:“你没有好心……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没有天性……不爱骨肉的畜生……”很久了,既不见袁书记走出来,又听不见他的声音,连他那两个可怜孩子的哭声也没有,也许小兄弟俩,那会子吓得躲在阴湿的墙角上不敢喘气了吧!我就离开窗子了。

  那天晚上我熄灯的时候才发现,我后院的邻居屋子里没有灯光,这恐怕是袁书记三年来第一次的早寝。后来我就知道了,确实他是早早就寝了,出乎我意外的是他们全家连晚饭都没有吃。而且大半夜袁书记又给他老婆痛楚的呻吟声吵醒了,原来她怀了八个月的身孕,流产啦!袁书记已经误伤了她的胎。她在昏迷状态中,什么也不清楚,她流了过多的血,等到眼睛能看清楚灯光的那会子,袁书记已经在地当中正给两个孩子煮粥,爷儿三个的脸上现着从来没有的一种平静气色,面对火炉蹲着。小的那个阳春,还坐在他爸爸的双膝上,悬腿游荡着,定书记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么用一只胳膊围抱着他呀!可以从他摆荡的两只小腿上,看出那个三岁的孩子是怎样的感到幸福了,不时指着炉火咿咿唔唔地说:“爸爸!火……火……”袁书记就用手把将要掉到炉口外的木柴向里塞塞。那时候鸡叫了。她说不准是头一遍鸡叫呢,还是天就要亮了?只觉得又冷又口渴,从门口里不住吹来冷风,而且木柴潮湿,满屋子全是烟了,她忍不住咳嗽起来。袁书记立刻走到床下来了,问她:“身子觉得好一些吧?”她什么也没说,把脸背过去。她宁肯忍着渴,也不要他倒杯水,一个字也不对他说。她那会子立誓要把他当作死掉的人了。她听见袁书记重又蹲到炉子前边去的声音,不一会儿又走到她床下,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又走开去,到底又在她床头上坐下了。

  他说:“一个小女孩子。”她连听见没听见都不表示。不久,他又自语似的喃喃着说:“我已经掷到河沟旁边的墓地去了。”又过了一会子,他忽然呜咽地啜泣起来了,他向她激动地哀诉着:“都是我不好,阳春他娘,不要怨恨吧!阳春他娘?谁叫咱们的日子穷,咱们太穷了。若是在咱们老家,咱们不是会过的挺好吗?阳春他娘……”他一口一声阳春他娘那么叫着,并且像女人一样的擤鼻涕。他说:“谁叫我没有本事,谁叫我当初念书着,我若是像人家,当初会做个小生意什么的,不是不会这样受穷了。”他说:“是国家亏着咱们呀!”他说:“阳春他娘,若是你当初嫁给旁人,就是嫁给一个种庄稼的,也会享几天福呀!不是命不好吗!”这些话,她过后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可是当时她是那么激恼,她根本就不愿意再听见他的声音,我说过她已经把他当作死掉的人了,她心里老是想大声说:“离开我,我不愿意听,去你的吧!”可是她说不出来,因为她当时是那么疲倦,发一个字音的力气都没有呀!他已经伤透她的心了,她一生不想饶恕他的,她活一天就要在心里怨恨他一天,就是临死还剩一口气,她也不会宽恕他的。

  最后袁书记叹了一口气,那是男人擦干了他的眼泪所有的叹息。就诉说他那天在办事机关里受了侮辱,然而他只说:“他们侮辱我,他们并没有拿我当人看。”又说:“就是一只狗也不能踢来踢去的呀?就是狗也要叫一声呀!”可是他没有说出他究竟受了什么委屈和虐待,并没说出为什么不当着踢他的人面前叫,而回到家来乱咬人。总之,袁书记老婆一点反应也没有,仿佛他是面对着一团没有实体的黑影讲话,我说过,她实在太疲倦了,连发音的力气也失去了。虽然她心底里是明明白白的,她丈夫每一句话也听得极清楚。

  袁书记尽自说着,仿佛他是说给自己听。他说要回北方去,不管怎么样,他们再在这里活不下去了。当立冬提醒他,呼唤着爸爸,说是粥已经煮熟了的时候,他才离开床头,并且从来没有的那么慈爱,给立冬舀粥,并且叮嘱他小心烫了手,又给阳春用嘴吹着粥,说道,“冷冷再喝”。那两个孩子是饿了十二小时以上了。照袁书记老婆的话说:“那天晚上真是从来没有的那么体贴孩子呀!就像变了另外一个人,就像倒退回三年似的。”我们不难想象到他的脸色是怎样阴沉,而他心地又是怎样的慈爱。这天晚上,是他把两个孩子抱上床去的,他给他们脱掉衣裳,并且给他们盖上被。除了阳春是不理解什么,那个立冬可表示了他的惊疑,他不时地睁大了吃惊的眼睛从被子里偷偷外窥,偷望着他的父亲。他不知道他还能作出什么可惊的事来,袁书记的姿态完全变了呀!这些慈爱的举止是那么使他觉得陌生。袁书记老婆是处在过度的疲倦状态当中,袁书记临上床还问过她要不要喝碗粥。她的口是渴的,可是她没作声,连向他望也没望。她听见袁书记凄凉的叹息,仿佛说:“好话我说过许多,你还生气,又有什么法子呢!”他熄了灯。她听见他上床的声音,他倒下去睡了,可是她没有听见打鼾声。那时候外面有起早赶路的乡人的谈话声,和远方农舍的狗叫。她想天也许快亮了。就在那会子,袁书记突然向她自语似地说:“我今天上午去办公,在路上碰见一个穿西装的人,外衣口袋里露出一叠关金票。”“想这个做什么?那又不是你的。”袁书记老婆,那个五分钟之前还私下发誓不把他当活人看,而且一辈子不宽恕他的女人,这时候就这么轻意地说话了。过后,她说,仿佛那会子说这话的是另外一个人。

  袁书记当时说:“不想什么,我不过说说就是啦!睡吧!你也够累的了。”又过了一会子,他说,“天快要明啦——你不要喝粥?”实在,他是睡不着呀!“凉了吧?”“不凉,我看看去。”袁书记就起来了。他又喃喃着向她诉说:“碗都打破了,铁锅也裂了纹,粥还是向隔壁邻居借的沙锅煮的。”又宽慰着说,“打破,打破了吧!反正也用了一二年的老家具了。”那天从半夜一直到天亮,袁书记没有睡。早晨他出门的时候,还吹熄了灯,还给孩子煮上早粥,还怕惊醒孩子轻手轻脚掩上门,这一切都是那么仔细、体贴、周到。可是中午回来,就又完全不同了,那双眼睛又完全恢复他从前的怕人的火焰了。所不同的是他没有打骂孩子,仿佛两个孩子根本就不存在似的,他的脸色是严肃的,时时有沉思的情态显露出来。他仍旧自己动手烧饭,仍旧把粥送到他老婆的床头上;晚上也仍旧把孩子们一个个抱到床上,替他们脱衣裳。然而他可一句话也不说了,一声叹息也不发了。一直等到那第七天头上,就是出事的前一天晚上,他的脸上才偶尔现出一点活气,她还记得他临睡前向立冬问过一句话。那是一句玩笑,他说:“爸爸把你送到北方去吧!好不好?”“不好。”“怎样不好呢!在这里你天天受气,到你二叔那里去吧!听说你二叔在咱们老家带兵打日本呢!那里天天还有肉吃,怎么不好呢!”这就是他最后一次谈话。袁书记老婆一点也没有想到,他心里打算着进行的罪过呀!第二天,鸡叫三遍,他就出去拦路抢劫路遇的那个整年在四乡奔跑的猪贩子了。

  按照他的口供来说,他头一天晚上就把政务人员训练班那个唯一的守卫兵的驳壳枪骗到手了。他顺着公路走出二十里去,而且放过了两个单身汉子。他不敢在近城二十里以内下手,怕碰见能认出他面目来的人,而且在他出事的地方——那个路旁有密林子的坟地,又放走了一个穿着外套的体面绅士。那是确实的,他放走的是一个税务官,那个税务官是在握有那个地方行政和兵役权的乡长家里赌了一夜牌。据他说,当时他身上还揣着约莫三万多的法币,事后,他是三遍五遍地庆幸性地逢着人便诉说,他是怎么从乡长家里出来的,他是怎么路过那个有密林子的墓地,而且怎样望见了一个穿着褴褛的灰土布大衣的人,又怎样老远向他注意,怎样大胆地向他审视,走过去还回头望了望他;若是他不机警,他相信那天一定先遭了抢劫,而且袁书记也不会被捕。实际上,他说的完全是一片夸耀自己的鬼话,正像一般人遇见失盗的邻居,多半要说两句他怎样听见可疑的门声或是狗吠而表示他的机警超人一样的。袁书记是蹲在一块墓碑背后的,他既没穿着灰布大衣,那个税务官也没有回头望过。他是有意放过他去的,他怕沾惹城市的人。实际上,他真的大胆一点,或者更残忍一点,在这第一个人身上,他也或许会成功了。照他的说法:“这完全是天意呀!上天的责罚。”他单单遇见那个愚蠢的猪贩子。

  这个猪贩子确实够蠢的了,肥阔的额,肥阔的肩,肥阔的背,肥阔的嘴唇,他的脂肪过多了呀!不是贪睡的人,是不会这么肥的;不是惰性十足的人,也不会那么蠢的。他是刚从家里出来,去到邻村看两口出卖的母猪。他一露面,袁书记就打量好了。据那个猪贩子说,他当时从碑后跳出来那股猛劲儿确实吓了他一跳。说到这,他还要在堂上打袁书记的耳光。可见他不是说谎,那一惊是相当了不得的。

  “你站住。检查。”当时袁书记大声说。

  猪贩子一看见枪口,和那副苍白的脸色就立刻知道要出事了。就是再愚蠢一点的人,也有他的某一部分的灵性的。他就站住了。他说:“我是去买猪的,我身上也没有钱。”袁书记匆忙地就去解他的粗布扎腰带。那会子,他还四下巡望着,他是那么匆忙,当时竟把他的粗布扎腰带塞进裤袋里去。那个猪贩子一说到这,就又要动手,并且嘟嘟不休地向他问:“你娘的,你要我的扎腰巾做什么?”我想,那时候,袁书记是在精神混乱的状态里了。要不,他绝不会把他的破腰巾也塞进裤袋里去的。

  “什么我也没有。”那个猪贩子当时喃喃地向他说。可是一翻到里衣口袋的工夫,那个猪贩子就说:“我自己拿!……就是这一千四百块法币。”袁书记就说着:“拿来,给我。”一边就动手迅捷地抢过去了。实际上,他另一手上有枪,他尽可不必用另外那只手去夺的。那个猪贩子说,在那工夫,他就想把袁书记的枪夺过来了。我想,这也是那个猪贩子事后的吹牛。

  袁书记抢到手连看也没有看,匆促地塞到另一个裤袋里去,他是那么惶惑,他没有对那个猪贩子说:“你给我向回路走。”甚至他连阻止他站在那里不许动都没有,他反而仓促地尽管走自己的了。而那个猪贩子呢,竟在他身后跟随着,像我们在街市上所见的追随着路人讨钱的乞丐一样,不住声地喃喃着:“还给我吧!先生,还给我吧……那是我借来的,我家里还等着这个钱吃饭呢!”这不,怎么说他愚蠢呢!愚蠢就在这里,若是他不愚蠢,他只要有一分聪明的话,那么袁书记也不会给他捉住了。只有愚蠢才有愚蠢的福气,要不,他们怎么会吃的挺肥呢!就这样跟随着喃喃不休,说是他一家五口人,一个老母亲和三个死了娘的孩子都靠他做小生意养抚,说是:“给还我吧!先生!”说是他借的高利贷,若是他拿去了,他们全家只有死,不饿死也得跳井。袁书记每当他喃喃两句,就停下,大声说:“去!”并且举着枪就像举着杀人的斧子一样向他作势威胁。可是他一背身,那个猪贩子就又随着他喃喃不休了,说是:“还我吧!先生!”到底袁书记站住了。我想,这不是由于那个猪贩子的谎话打动了他的天良,而是他苦于不能摆脱那喃喃不休的追随。他把一千四百元法币拿出来了。

  “一共多少?”“一千四百元,先生。”那个猪贩子说。

  “哪!这是四百元,拿去吧!”那个猪贩子接到手,停下了。可是袁书记刚走出五步,他又突然想起那一千元,又追上来了,这次更进一步和袁书记贴着肩喃喃不休了,而且伸脚阻碍着袁书记的路。他哀求着:“先生,可怜可怜我吧!再给我五百元就行了。先生……先生。”“去!”袁书记第七次停下来,两眼发着凶狠的光,大声说:“去!你再罗嗦我就打你啦!”“先生,我就要五百元,先生……”“我给你已经不少了。去!”“先生,再可怜可怜我吧!就给我四百元。”“你是要找着挨打,是不是?”“先生,你老人家再可怜可怜我吧!”“你再罗嗦,我可要打你了呀!”袁书记说着,又走起来。

  “先生……”那个猪贩子又追随着开始喃喃了。

  “去!”袁书记第八次站下来,大声说。

  “先生……就五百元嘛!先生……”“你要找死是不是?”“哪里……哪里……先生,可怜可怜我!”就在这时候,一个庄稼人从这里路过,老远就注意到这两个人的争执了。据这个见证人说,当初还以为他们俩是在那进行债务性的纠缠呢!这个庄稼人还挑着两筐白菜,他是赶城里的早市的。一到跟前,他就站在袁书记的旁边了,他还向他问:“先生,什么事呢?”“这位先生拿了我一千四百元法币去。”那个猪贩子大声抢着说,“我家里八口人等着这笔钱买米……”“他妈的,我不是还给你四百元吗?”袁书记喃喃地说。

  那个庄稼人立刻从他们的苍白脸色上明白这是一桩什么事了,他的脸色也苍白了。事后,他说,若是当时他拔腿跑,那么一定要在后背中一枪的。于是他不得不装作坦然的样子说:“给了你四百元就可以了,这位先生已经够好的啦!”“我就有四百元能做什么?”那个猪贩子说,“我的全家不一样得饿死……若是他老人家再还给我五百元,我可以做点小生意……”“我已经给他四百元。”袁书记提着枪说,“我若是一个钱不给他,不是一样吗?”“好啦!好啦!”那个庄稼人的苍白脸上现着笑说,“反正先生也一定不是怎么有钱的,大家都是穷人,再给他五百元吧!他也够可怜的了。”那时候他向那个猪贩子挤了挤眼。

  “不给。”袁书记说,“去!”当他那瞬间发现那个猪贩子消失而吃惊的工夫,他的腰就给两条有力的胳臂抱住了。同时他的握枪的手臂给秤锤猛力地打了一下,然而那柄枪没有从他手里跳出去。等到他完全被那个乡下人用他所塞到裤袋里的腰巾捆住以后,他手里的枪可仍然是夺不下来。他扼的是那么紧,竟至于他自己的手指和枪柄结在一起,就是他自己也没有方法能松开它,那只手掌儿全和他脱离了关系一样。一路上,他遭受了那个猪贩子凶暴的打击,及至我见到的时候,已经满面血痕了。他那身旧的灰布制服,已经给撕碎了,肩头露着肉和半只胳膊,膝盖上露著肉和半边枯瘦的大腿,而且一只布鞋丢掉了,那只赤光的脚背上有给石头擦伤的地方。他是那么狼狈不堪,一头垂首将死的野兽似的。不管怎样的狼狈,他那一双迟钝的眼睛,却仍然闪耀着顽强不驯的火焰,那双眼睛中另有一些愤怒、仇恨、困惑、懊丧,以及疲惫种种的杂质。县政府里的一个岗警,像一只公鸡似的,在人丛中奔来奔去,驱赶着那些围绕着那个犯人的村民们,而且在吆喝当中,不时向那个犯人侮蔑的用枪柄戳击一下:“他妈的,天生的懦弱种,就凭你这副尊容,也要吃英雄饭!”转过头又说:“喂!你们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都出去,出去!”而那个猪贩子,在我路过这所院子的时候,还在那里向他高声叫骂,一边向那些围观者诉说:“他就从那公路旁的松树林子里跳出来……”一边就又用脚踢着他的俘虏,骂道:“你瞎了眼睛啦!碰见了我。

  你他妈的吓坏我啦!“我当时没认清楚那抢劫犯是我的邻居,若不,我一定会当时就禁止那个猪贩子蛮性的踢打了。我没有准备进行预审的程序,因为积累的等待宣判的刑事和民事的诉讼太多了。我说过,实在我那时并不比我那个可怜的邻居的书记工作清闲的,当我第二次走过那个院子,准备出庭另一件谋杀案的时候,我发现法警还没有把犯人收押到拘留所里去,反而有人争吵了。我这时才认出是袁书记的老婆,衣衫和她丈夫一样褴褛,一只手里还提着阳春所穿的两只大人鞋,散着头发,在那儿弯着身子,用肩膀抗拒着岗警,原来那个傲然自得的岗警,不让她和她的丈夫谈话,而且用枪柄作势威胁着驱逐她。我当时并没有吃惊,还当是她丈夫犯了普通的奸情、窃盗或是斗殴伤人之类案情的,就允许她和她丈夫谈几句话。我还没有离开那里,就知道这是不平常的案子了。她是那么惶惑的一望见袁书记就狂声颠语地说:”天呀!你是疯了呀!真的你是……“那个面色苍白而血迹满额的犯人就温和地说:”不要紧,阳春他娘,你别怕,怕什么?我是一片好心,还退给他四百块……我不会有死罪的,几天就出去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当时他那种温和的声音,他那时的善良天性所有的坦然的眼光。这是怎样深刻的折磨着我灵魂的声音呀!直到现在我还觉着这是我一生中的罪恶,是的,我在他身上照某点宗教的意义上说,是负着罪名的。我只审问了两次,没有宣判就移交给补我缺的一个法学院刚毕业的青年了。我在那件案子发生前一天,就接到了调差的命令,可是我若当时主持判决,也不是不可以的,谁想到那位刚执”法典“和”真理“的先生,会那么”正义“,把他转解到握有”战时紧急治安法令“的军事裁判机关里去呢!若是我能在那个县份多逗留一天,我不管怎样忙,不管当地官绅们的饯别宴是怎么丰富,我也会抽空关照我那继职者一声。

  当我知道袁书记转解到军事裁判机关的时候,我还没到差,我还在桂林。凭良心说,我当天赶回去了,我和有过三次面缘的那位握有“战时紧急治安法令”的军法官争论了一个下午零半个黑夜。他始终是温和的、有礼貌的、亲切的,款待我最好的酒和超等红茶,始终是把问题拉到旁的地方去,始终对于我所辩护的那件案子笑着这么说:“你知道,先生,正因为战时这种生活过不下去的人多,我们才要杀一儆百呢!我们是为国家维持社会治安的呀!”我想,他私下里还会以为我的出力,是受了被告的贿赂。从那以后,我就辞职了。

  ——现在可大不同了,我们是个科学化的现代国家了,——我们这位年老的隐者幸福的叹息了。之后很有礼貌的起身向设宴的主人告退,走出门口,还听见他的幸福的叹息,并向主人说:我们这一代也受够了苦难,到底是要结果的日子降临了。接着是手杖触着台阶石的声音,可知院子里是多么寂静。这是个月白风清的四月夜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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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