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岭南求学、工作、成名，他的青春与梦想植根于岭南的山水之中。
梁羽生在岭南大学读的是国际经济。
然而，他的兴趣却在文史。
他的朋友、老师中有好几位文史专家。从前的老师简又文就在岭大任教。他们常常聚首，纵论诗词，吟风弄月，相互唱和。还有冼玉清教授、金应熙先生，都与梁羽生有过交往。
梁羽生在岭大的四年，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期，仿佛暴风雨的前夜，既有当前无边的黑暗，又有暗藏的光明若隐若现。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着严峻的选择。
在北方，学生们走上街头，反独裁、要民主的口号淹没了平静的校园。这是一个无法平静地在书院作学问的年代，爱国的激情必须转化成行动——直接而坚决的行动，才能获得认同。
在那样一个时刻，学习国际经济能够做什么？前景是渺茫的。
年青的梁羽生那时候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当时的词作及日后的作品中可以推测，他该是一名抱有强烈爱国情怀的青年知识分子，向往着祖国的和平与繁荣。
1949年，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梁羽生就在那一年到达香港，进入《大公报》工作。这是一家左派的报纸。自此以后，梁羽生的立场，一直倾向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为此，他与恩师简又文的关系逐渐疏远，政治干预了人际交往。他们中断来往长达十几年，直到文革后期，才重续前缘。据说，梁羽生还动员身为台湾立法委员的简又文，献出一件很受珍视的广东古物给广州市。
考古界有“天南金石贫”的说法，隋代的碑石在广东相当稀有，流传下来的只有四块，其中刘猛进碑被简又文收藏，简氏非常珍视，曾把自己的寓所称为“猛进书屋”。他自称将这块碑石带到了香港，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试图说服简氏将此碑石献给台湾当局。
七十年代初期，简又文告诉梁羽生：碑石埋在广州故居的地下。梁羽生劝他献给国家，他同意了，一方面要广州的家人献碑，一方面送了个拓本给台湾。
国民党当局为了挑拨离间，其“中央社”发出报道，说简又文向台湾献出了原碑，以使大陆方面以为简献的碑石是假的。梁羽生也是到后来才弄清真相。
梁羽生和冼玉清教授之间的友情也很值得一提。洗玉清是岭南著名的诗人、画家，曾任教于岭南大学，与梁羽生结为忘年交。
1965年5月，她已染病卧床，却仍惦记着梁羽生的肠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信中，细细为他分析病症：
xx老友：
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则退，如此老老实实最好。兹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医院太闲而写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赋性忠厚而坦挚，近世罕见。必须养好身体，才能尽其所长。关于你的“拉肚”，我很挂心。万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问过我的主治医生，据云：此是消化系统病，必要寻出原因，才有办法。常见原因有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系第四种。过于疲劳刚抵抗力不足，而百病丛生矣。望认真小心葆爱。……
冼玉清1965.5.1
发出此信五个月以后，这位杰出的女诗人便与世长辞了。
老师们的博学、关爱，为这位作客岭南的异乡人带来了力量与温情。异乡也渐渐地与他的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另一个故乡。
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朋友，在志同道合的交往中塑造着全新的生活。
梁羽生在《大公报》期间，曾与金庸同事，这两位武侠大师未成名前的相遇实在令人寻味。他们当时一起谈武侠，一起下围棋，一起写文章，虽然谈不上如何亲密，却也算是同道中人。
梁羽生在香港几十年，不是在报社作编辑，就是作专业的写作人。如果没有武侠小说，他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或编辑，靠写一点短文章打发岁月。
与金庸、古龙相比，梁羽生的生活道路显得平淡无奇，他过的是一种闲散的写作生活。除了文字工作，就只是养养花，下下棋，读读书，聊聊天。
也许，梁羽生的性格比较适于作学者，难怪他在成为一代武侠名家后，还会感叹：“青春岁月都在刀光剑影中虚度了。是该埋怨朋友还是埋怨自己呢？话说回来，我疏懒成性，天资亦薄。不写武侠小说，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成就，还是该埋怨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