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武侠的因缘——代序

 


  柳苏

  我和梁羽生有过两次武侠的因缘:一次是催生他的武侠小说,也就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一次是催生他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也就是把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金庸、梁羽生双双推上了评论的坛坫。前一件事许多人知道,后一件事知道的人就较少了。

  三十一年前的1954 年,香港有两派武术的掌门人到澳门去比武打擂台,几分钟的拳打脚踢,就打出了几十年流行不绝的新派武侠小说龙争虎斗的世界。香港禁武术,要比武,得向澳门去开台。这一场太极派和白鹤派的比武虽然只打了几个回合,却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有家报纸是把它当做头版头条新闻刊登的。我当时在《新晚报》负责主编的工作,在那一天的擂台热中,忽然心血来潮,想到何不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来满足这许多好勇斗狠的读者?编辑部几个人一谈,都认为打铁趁热,事不宜迟,第二天发预告,第三天就开始连载了。

  我们是有这个条件的。《新晚报》其实就是《大公报》的晚报,日晚报是一家,两个编辑部在同一层楼里。梁羽生当时是《大公报》的副刊编辑,是一位能文之士,平日好读武侠小说;金庸当时是《新晚报》的副刊编辑,也是能文之士和武侠小说的爱读者。两人平日谈《十二金钱镖》《蜀山剑侠传》..经常是眉飞色舞的。这时候,这样一个临时紧急任务就落到了梁羽生的头上。他也就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说干就干。当天的晚报已经出版,登载了比武的头条新闻;第二天头条新闻前的预告,就是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明天和读者见面。梁羽生是个快手,长篇的连载小说这就如期无痛分娩出来了。

  这件事在当时真是易如翻掌的,就和平常的约稿、写稿一样,不算怎么一回事。谁也没有料到,它居然成了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件大事:新派武侠小说从此诞生了。

  后来的传说对于我们就真是新闻。说什么这是经过香港当地的党委郑重讨论过的,同意左派报纸也可以刊登武侠小说,还决定了由《新晚报》发表,作为尝试。更有传说,说决定这事的是北京,决定者是廖承志。越说越神了,其实事情哪有这么复杂呢。不过,廖承志倒是欢喜看武侠小说的。据说中共的更高层中也有同好者。

  有人曾说,这以前香港并没有武侠小说,这以后才展开了武侠的境界。这也是一种可笑的想当然。香港报刊上是一直有武侠小说刊登的,不过故事和写作都很老套,老套到没有什么人要看。到梁羽生出,才开了用新文艺手法写武侠小说的新境界,使武侠小说改观;金庸继起,又引进了电影手法,变得更有新意。这就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顾名思义,可以想见在他们这些新派以前,已经有了旧派的存在,要不然,又怎么会有新派之名呢?

  金庸的继起,是因为《大公报》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很受读者欢迎,要他写稿;他一时难写两篇,他是《大公》的人,自然只能写《大公》而系《新晚》。《新晚》怎么办?好在还有一个金庸,也是快手、能文。他早就见猎心喜,跃跃欲试,这就正好。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就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读者了。

  梁羽生初出,有些势孤;金庸后起,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大大地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基础。

  梁羽生、金庸写作新派武侠小说,纯粹是一个偶然;新派武侠小说在左派报纸首先诞生,也纯粹是一个偶然。左派而影响扩大到香港许多报刊,更扩大及于台湾、南洋、欧美的华人社会,那就不是偶然了,它证明武侠小说还是很有生命力的。最后更在中国大陆上也大为风行,甚至有正统的文艺理论家奉之为“革命文学”,就实在出人意外,如果不是对自己的脑袋先作一番“革命”,恐怕就无法接受这文学上的“革命”论。

  无论如何,旧派的、陈腐的、奄奄一息的武侠小说,由金、梁创新成为新派的武侠小说后,已经历三十年而不衰,而且产生了国际性的大影响。这固然和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和华人流布有关,但也表现了它自身的生命力量。它的化腐朽为神奇,征服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峡两岸高级的领导人,是文学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它本身多少带有革命意义的一件大事。

  新派武侠小说诞生大约十年后,大陆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就在那一个开始之年,我们在香港带着一点不知不觉的懵懂,办了一个“形右实左”的文艺月刊《海光文艺》。说形右实左,是指它的支持力量而言,内容其实是不左的,它兼容并包,愿意不分左右刊登各种流派的文学作品,这兼这并,也包括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在当时,我们是把武侠小说当做通俗文学看待的,不像今天一些学者提得那么高,但把它们置于文学之林,也已经算是对武侠小说不歧视,够大胆的了。武侠而流于旧派的穷途末路,已经不登文学的殿堂。为了适应读者的兴趣,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决定发表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文章,谈论新派武侠小说在他们勇闯直前下的发扬光大。

  作者找谁呢?首先想到的很自然就是梁羽生。当时金庸已经脱离了左派的新闻和电影的阵营,办自己的《明报》,而且和左派报纸在核子和裤子的问题上打过半场笔战了。把核子和裤子扯在一起,是因为陈毅当年针对着苏联和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暗算,撤退专家,收回核弹样品,嘲讽中国妄想造原子弹一事,说了一句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的愤慨话。《明报》和《大公》《文汇》《新晚》“三赤报”——三家左派报纸展开了笔战。

  刚展开不久,“三赤报”就受到来自北京的制止,笔战“无疾而终”,一场笔战只能算是半场。左派和金庸以及他的《明报》,彼此俨如敌国,一般不相来往了。

  《海光文艺》形式上不属于左派,可以例外,还能刊登些金庸的文章和谈论金庸作品的文章,因此准备在合论以后,继续发表不同意见的议论,包括金庸的议论。

  梁羽生很爽快就接受了我的写稿的邀请,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发表时不用真名,在有人问起来时,要我出面冒名顶替,冒认是作者。我当然一口答应了。

  这就是《海光文艺》上,从创刊号开始,一连连载了三期的那篇两万多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为了故布疑阵,文中有些地方有意写来像是出自我的手笔,有些地方还加上些似乎委屈了梁羽生的文字。有人问到是不是我写的,我也不怕掠美,承认了是文章的作者。一直到二十二年以后,我在为北京的《读书》月刊写一系列的香港作家,1988 年写到《侠影下的梁羽生》时,才揭开了这个小小的秘密。

  我以为在这样长时间以后,对这样一件小事说说真话,是对谁都不会有伤害的事。谁知道却伤了原作者梁羽生。海外居然有人做文章,说梁羽生化名为文,借金庸抬高自己。这一回,倒真是委屈了梁羽生了。

  事实上,我已经交代过,要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是我,不是梁羽生,梁羽生在听到我的邀请时并不是面无难色的。他有顾虑,怕受到责备。他倒不是怕有人指责他用金庸来标榜自己。那时候,他以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身分,声震江湖,以至南洋,金庸后起,名声更传台湾、海外,正是一时瑜亮,后来的发展是另一回事。梁羽生当时完全用不着借金庸抬高自己。

  由于文章是他写的,他很自然地表现了谦虚,以“金梁”称而不称“梁金”。他说,论出道的先后,尽管应是梁、金,但仍称金梁,一是念起来顺一点,二是曾经有过一位清朝的末代进士、《清史稿》的“校刊点阅”

  就名叫金梁(字息侯)。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没有说的,那就是他自己的谦虚。在私下,他们两人开玩笑时是以师兄弟相称的。梁自然是师兄,因为他不仅写武侠在先,也比金庸要大两岁。

  在合论的文章中,梁羽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如金庸是“洋才子”,他自己有中国名士味;金庸小说情节变化多,出人意外,他自己则在文史诗词上显功夫。这里面没有对金庸的故意贬抑,更没有对自己的不实的吹嘘。

  他把自己和金庸连在一起作合论,首先受到的指责是来自左派的高层。报馆的领导有人认为他是在为金庸作了吹捧。当年笔战不了而了,左派中人对金庸敌意方深,不骂他已经算是客气,去肯定他那是期期不可的。不止一位领导曾经在看了合论之后严厉批评梁羽生,有人甚至警告他,这样称赞金庸,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他受了这样大的委屈,直到二十九年后的今天,才向我透露。比起来,今天那些蜚短流长说他借金庸捧自己的说三道四,就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梁羽生在那篇合论中,对自己也对金庸作了褒贬。既有对金庸的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文章还在,找出来重读,就不难明白,那的确是实事求是的。

  合论发表后,我请金庸写一篇回应的文章,也希望他能长枪大戟,长篇大论。他婉转拒绝了,但还是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一个“讲故事人”

  的自白》,登在第四期的《海光文艺》上。我是有些失望了,当时的一个主意,是想借他的大文,为刊物打开销路。梁羽生并没有要借金庸抬高自己,我们的《海光文艺》倒是有这个“阴谋”的。那些嘲骂梁羽生的人,其实应该掉过头来,骂《海光文艺》才是。

  金庸在他的文章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如古代的“说书先生”,把写武侠小说“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不像梁羽生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他带着讽意地说:“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但是不久以后,“文化大革命”来了,金庸却以他的《鹿鼎记》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了,尽管他的“配合”只是反其道而行地讽刺毛和“文革”,却也成了一点点自我嘲讽了。

  这已经是快要三十年前的往事。世易时移,发生了许多变化,这许许多多的变化不见得比金庸、梁羽生小说中的情节更不离奇,更不使人惊叹或慨叹。

  这些年来,遇见一些对新派武侠小说感到兴趣的人,总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没有你,就不会有新派武侠小说了。”哪有这回事!当今之世,人们有这方面的阅读兴趣,这就注定了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必然性,我当时不过适逢其会,尽一个编辑人约稿的责任而已。我约稿,梁羽生、金庸写稿,这一切都是偶然。但他们两人终于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师,却是必然的,他们有这身手,必然要在雕龙、屠龙上显现出来。我只不过是可以被拿来开玩笑的材料罢了。

  我还要说一点小小的秘密。不要以为我和新派武侠小说有过这种可笑可喜的关系,就一定有密密切切的关系。新派武侠小说我其实读得并不多,梁羽生、金庸都著作等身,我至今读过的也不过各二三部而已,不读则已,但一读就津津有味,废寝忘餐。这是我的又一个小小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