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年事屈指堪惊

 


  在香港的学人中,我和简又文、饶宗颐两位相识最早。抗战后期,我们同在桂东一个山城避难,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事情,一弹指就是三十多年过去了。

  卅年事屈指堪惊!撇开整个国家的大变动不谈,人世间的变化也是令人不胜感慨的。

  简先生在完成他的两部大部头的著作(《太平天国全史》和《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后,去年已归道山。饶先生则已成为誉满国际的学者。他们是我的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早有定评。只我这个不成材的弟子还是碌碌无成,在文化圈中只能算是“散人”一个。

  抗战胜利,我和简先生回广州,饶先生则迟半年方始南下。我寄了一首词给他,调寄《一萼红》,词的后半阕是:

  回首殊乡作侣,几同消残漏,共读西楼。

  班固书成,相如赋就,闲招吟鹭盟鸥。

  问长卿归来何日,向龙山醉与白云浮,

  正是菊芳兰秀,天涯何苦淹留?

  少年时代的不成熟作品,本来不值一谈,只因此词说的与眼前颇有相似处,引起我的感慨而已。假如我现在广州,写一首词给他,我想表达的意思和这首词恐怕也差不多。

  饶先生一九四九年解放前来香港,去国卅年,方始回去。据我所知,他很想到敦煌看看(他在“敦煌学”方面是很有成就的),大陆出土的一些文物,他也甚有研究兴趣。但在过去,尤其是在文革十年的那种令海外学人摇首叹息的年代,他怎敢回去。回去又能干什么?在大陆已经开始有了学术自由的空气,他从巴黎赶回广州,这才是适当的时机。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经过十年的文化浩劫,我们现在总算是有了觉醒了。学术自由的风气是必须培养的,但愿今后的文化政策,开放些,更开放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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