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访问王力先生回来,王力的门生M君告诉我一个发生在广州某专上学校的笑话,甚为有趣。
“文革”有段期间,所有专上学校均须接受“工宣队”进驻并“领导”,当时该校正在奉命学习《反杜林论》,笑话就是由此而起的。杜林是德国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的学说是和马克思唱对台戏的,因此马克思的老友恩格斯写了一部《反杜林论》(原名《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最初是以论文形式陆续发表的。一八七八年八月印成单行本)批驳他。领导该校学习的是“工宣队”的一位老大姐,她老是听得人家说:“杜林胡说什么什么”,于是也大发议论道:“杜林胡这小子说的都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应该拉出去枪毙!”又,她曾把清代李汝珍作的《镜花缘》读成《镜花录》,于是有人为她作一联道:
一代奇书镜花录
千秋名士杜林胡
传为笑话。但这位老大姐本来就是个文盲,她闹笑话,不足为怪,还有更妙的是,“文革”期间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鲁瑛,所闹笑话之多以及它的荒唐程度,更在那位老大姐之上。除了人所熟知的把“墨西哥”念成“黑西哥”之外,还有把鲁迅的《准风月谈》读成《淮新月谈》,把“西巴基斯坦”说成“巴西”等等,于是有人赠以打油诗道:“墨西哥与黑西哥,哥儿两个差不多。顶多少了一块土,大惊小怪干什么?”“淮风月谈新出版,鲁迅地下心不安。此书我可没写过,要想改正难上难。”“风云变幻起干戈,消息传来感慨多。印度巴西开大战,头上飞机如穿梭。”这些打油诗一出,“草包总编辑”之名不胫而走。
所谓文化大革命,偏偏在“文化”上所闹笑话特别多,无怪有人要把它正名为“革文化之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