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有四大词人，其中广西就独占了两个。他们就是王半塘与况蕙风，二人都是广西临桂人。其中况蕙风有个朋友叫做刘瑞球，字剑笙，乃是晚清的举人，因为年轻时曾到日本学过军事，回国后便也当了军官。辛亥革命失败后，这位刘瑞球老先生心灰意懒的回到了家乡广西蒙山过起了传统名士们的隐居生活，终日下棋填词、闲来吟风弄月，更留了一套《眉隐集》，也算当地一位颇有名气的词人了。
却说这刘瑞球又有个小外孙，生于１９２４年清明节，起名陈文统。在外祖父的熏陶下，这陈文统小小年纪就有了不俗的旧学功底，八岁时跟外祖父学习填诗作对的功夫，九岁已隐然有所小成。
陈文统是从单字对、双字对开始学起的。如夏对冬、天对地、中华对世界等。这种练习，对儿童有一定的娱乐性，容易接受。实际上，也可学到一些有关词性、虚实、平仄、修辞等的基本知识。加之陈文统天赋聪敏，对出来的对子常令外祖父赞不绝口。一次，刘瑞球出了个三字对“四眼井”，陈文统便以“八角亭”对之。工工整整，外祖父听后自然十分高兴。
陈文统九岁那年，有一位姓范的道台来他家中做客，一时兴起随口出了一幅上联考较他，道是：“老婆吹火筒”。“筒”字按蒙山方言读“洞”音。陈文统觉得出句挺有意思，略加思索即对以下联：“童子放风筝”。范道台听后不禁啧啧称奇，击节语道：“孺子可教，后生可畏。”陈文统就这样揭名乡邻了。
不过这位日后的侠坛巨匠，在童年时代看的武侠小说却并不比其他孩子多，甚至可以说看得很少——他的父亲从小就要他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等“格调”比较高雅的文学，所以陈文统只是偷偷看过两部武侠小说（《七剑十三侠》与《荒江女侠》）而已。
也是九岁时，陈文统开始跟祖父学习围棋，围棋成了后来影响他一生的诸多因素之一。
陈文统十二岁时，因成绩优异，跳级进入蒙山县乐平初中读书，哪知同年却又因为数学英语两科均不及格又留了一级。过了两年他因病休学，在家补习数学的同时又背了不少宋词，直到次年春季才返回校园。这时日军的战火已点燃中国将近两年之多，但由于广西地处大陆西南，故并未受到太大波及，陈文统过得也依然是书香世家的公子哥儿的生活，但此时十五岁的他也开始阅读《救亡日报》等进步刊物了。据说就在这一时期，他的部分诗词已经传遍了周围的几个县，更有了“宝扇求诗，香巾索字”的传言。“宝扇”之事或无从查考，但“香巾”之事则确实是有的。
话说，陈文统在乐平中学读书时，他的同班同学、表妹韦月仙，求他在笔记本上题字纪念。于是陈文统接过笔记本，略一凝思，便欣然以鹤顶格嵌名“月仙”二字题了一联：
月色无痕，绿窗朱户年年绕；
仙姝有恨，碧海青天夜夜心。
那个时候，年轻的陈文统特别喜欢读李商隐的诗，表妹“月仙”的名字勾起他颇富诗意的联想，便索性在下联中拈来李商隐的诗句，将“月仙”其名嵌入联首，月仙看后自然十分高兴。这件事在班上一经传开，引得另一位少女捧着香巾也要请陈文统题联，令班上的同学无不哑然失笑。后来，这幅嵌着表妹名字的对联，被陈文统写进了武侠小说里。“月仙”成了冰宫里的一名宫女，陈文统本人则化身为唐经天，借此联暗中嘲讽冰川天女像嫦娥一样，寂寞独守冰宫。事详《冰川天女传》第六回。
陈文统少年读书时，其实有颇多趣事可提，只是如今大家太着重于他的武侠成就上，因而将之忽略罢了——笔者在此再引一幅他题同学廖崇堂的对联。
崇的什么？上士少尉皮腰带；
堂在那里？浅宫深殿肉屏风。
这位廖崇堂，对军官的威仪和戎马生活甚为钦佩和向往。于是陈文统便用其名字开头，以“鹤顶格”给他做出了这副对联，以博得众同学一笑为快。有趣的是，此联竟改变了廖崇堂的职业选择。这位崇武的廖崇堂，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馆当起了编辑，和陈文统一样成了地道的文化人。
许多年后，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陈文统仍还专研楹联这一独特的中国文学形式。他在报上开设“联话”专栏多年，退休后将之汰选增补，合成《名联观止》二卷，在两岸三地推出，受到广泛好评。他认为，清代楹联成一时之盛，讲究对仗、声律、平仄，又注重修辞、用典和文采，要做副好对联并不容易，中国的对联是世界文学中的独家，但过去却忽略了这方面的研究。因而，他提出“联学开新可从文史入手；骚坛夺席堪与诗词并肩”，连这个倡言都以“对子”撰作，可见他对“对联”的痴迷。他曾指出，清楹联对中国文学有贡献，此说在界内引起了争论，正是一石投池，波澜涌起。
１９４０年夏季，十六岁的陈文统考入平乐高中，并对新诗产生了兴趣。一年后，他不知何故又从平乐高中辍学，于同年夏季转入桂林高中读书，广泛接触新文学，同时开始向《力报》投稿。
注：《力报》，１９３６年创刊于长沙。着重反映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真实情况，其副刊则以宣传新文学为主。“七·七事变”发生后，该报力主抗战，不久衍变为邵阳《力报》、桂林《力报》、衡阳《力报》、沅陵《力报》四家。陈文统投稿的当为桂林《力报》。
在桂林的这段生活，对陈文统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直到他移居澳洲后，他仍把桂林当作他的“广义上的家乡”。（《雪梨桂林山水观》）
１９４３年，陈文统在全部中学课程都结束之后，租了一间房子做复习之用，准备考大学了。但遗憾的是因为第二年战事吃紧，他不得不在招生期之前回家乡避难。也正是这一年，一批有着当时进步思想的文化人纷纷到他的家乡逃难，其中不乏学者名流，例如当时已经名满全国的太平天国史学者简又文教授，以及后来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饶宗颐等人，使得陈文统“因祸得福”，反而在学业上得到了更深层次的领悟。同时又因为简又文教授刚好避难住他家中，他干脆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在父亲主持下行礼拜简又文为师学习文史，而简夫人则教他英文。简又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记有此事，详见《宦海飘流记·二五》、《违难蒙山》。
由于受到了这些学者们爱国情绪的感染，再加上一些进步刊物的引导，陈文统年幼的心灵中洋溢着的，也正是家国兴亡的感慨。他有一首《水龙吟》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出来的：
洞庭湖畔斜阳，而今空照消魂土。潸然北望，三湘风月，乱云寒树。屈子犹狂，贾谊何在？揾新亭泪。怅残山剩水，乱蝉高抑，凄咽断，潇湘浦。
又是甲申五度，听声声、病猿啼苦，满地胡尘，谁为可法？横江击鼓。觅遍桃源，唯有蒙城，烽烟犹阻。问甚日东风，解冻吹寒，催他东暮。
这段时期他另外还有一首《水龙吟》，内容则是抒发他想当一个词人的理想。词道：
天边缥缈奇峰，曾是我旧时家处。拂袖去来，软尘初踏，蒙城西住。短锄栽花，长诗佐酒，几回凝伫。惯裂笛吹云，高歌散雾，振衣上、千岩树。
莫学新声后主，恐词仙、笑侬何苦。摘斗移星，惊沙落月，辟开云路。蓬岛旧游，员峤新境，从头飞渡。且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唤神龙舞。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简又文等人于是决定于９月离开广西，返回广州任教。陈文统既舍不得恩师，又想去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于是决定再次离开家乡，随简又文到广州岭南大学的化学系学习，饶宗颐则迟半年方始南下。梁羽生到达广州不久，就寄了一首词给他，调寄《一萼红》，词道：
梦深幽，渡关山千里，寻觅旧时游。树老荒塘，苔深苇曲，曾记心事悠悠。只而今飞鸿渐杳，算年华又过几清秋？珠海潮至，云山翠拥，尽恁凝眸。
回首殊乡作侣，几同消残漏，共读西楼。班固书成，相如赋就，闲招吟鹭盟鸥。问长卿归来何日，向龙山醉与白云浮。正是菊芳兰秀，天涯何苦淹留？
简又文的父亲生前曾向岭南大学捐赠过一幢大楼，每年租金可供十名大学生的学费，故学校规定简又文有权支配其中的五个名额。简又文将一个免学费的名额留给了陈文统，使他能够静心学习，专事学问。哪知自古好事多磨——陈文统竟在途中染上了痢疾，幸好简夫人随身带了两颗美国的“近仙”药丸，才救了这位日后的武侠宗师一命。他们走的是水路，就在轮船出珠江口时，十九岁的陈文统望着船前的层层水纹，想到自己全新的未来，不禁百感交集，忍不住赋了一阕《木兰花幔》：
谢西江万顷，泻珠海，送归船。尽洗涤风沙，冲残尘迹，愁郁都捐。离乱贯闻鼙鼓，听潮声，犹似警频传。八载沧桑历劫，浪花淘尽华年。
波心月影荡江圆，照澈旧山川。问洪杨故迹，至今遗几，不付秋烟？百年难得逢知己，进荒山治学发幽潜。吩咐轻舟且慢，待君遥望金田。
词前更附有题记：“乙酉秋，余随驭繁师自桂返粤，舟中赋此。”那位“驭繁师”自然就是简又文教授。
到达岭大后不久，陈文统就从化学系转入国际经济系，并于同年结识了一位重要的朋友、历史系的讲师金应熙。陈文统后来写了一篇《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回忆道：“经济系允许学生选读一科文科课程，我就选了金应熙开的‘中国通史’。何以选他，一来因为兴趣，二来亦多少有点偶像崇拜的心理也。他是岭大最年轻的讲师，在当时一班要求‘进步’的学生群中，又年轻、又左倾的老师是最具吸引力的。”除了金应熙外，他还与当时岭南著名的女诗人冼玉清教授结成了忘年交。
陈文统在大学时代和金应熙是比较接近的，因为他们有三样共同的爱好：象棋、诗词、武侠。金应熙是个标准的武侠迷，还珠楼主与白羽的新书一出，他是必定要买回看看的，而且还要借给有同好的其他同学看。陈文统不但向他借书，还经常和他废寝忘食的谈论武侠小说。不过或许是受到了金应熙的影响，陈文统所读的近代武侠小说也有了偏好——他读遍了白羽和还珠楼主的作品，其他作家的却只是选读而已。虽然这两个作家一个写实一个写幻，但陈文统对他们的作品却是同样喜爱的。
然而，尽管陈文统在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并且也确实看了不少武侠小说，但他的理想却还是在于学术研究的。１９４６年他加入了岭大中文系的“艺文社”，还做了演讲，这说明他对文史的兴趣愈发浓厚了。曾经有记者这样问：“您大学先学的是化学，后来又学经济，当时的理想是什么？”陈文统答道：“其实我想学数学，但是岭南大学没有数学系，毕业之后我对数学还是很有兴趣，也不一定要成‘家’，数学有很多有趣的东西。现在我还可以开立方，三秒钟就可以。当时抗战期间，大家都要理工救国，学化学可以制作一些化工产品。后来我是没有办法学下去，搞实验老是乱七八糟，这边烧一个洞，那边怎么样，不懂做实验是致命伤。后来想学文学，但是那时一个很有名的女老师冼玉清，说以我的水平在大学里学文学已经学不到什么了。岭南的经济管理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实用，起码将来不会饿死吧。”说着不禁笑了起来。
１９４７年，陈文统在岭大的象棋比赛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冠军。其中有一盘棋是他以后手屏风马击败劲敌的，他对自己此招非常得意，于是填了一首《鹧鸪天》，单咏那一式屏风马：
天马行空信不羁，银河浪涌小龙驹。控弦并辔双双出，足下风云共护持。
强敌破，虏灰飞，昆仑东海任由之。连珠炮发何能阻，渴饮清泉到玉池。
这首词后来在校刊上发表，金应熙看到他也欣赏屏风马，那天又凑巧有空，就与陈文统对弈两盘，最终以金应熙一胜一和收场。这件事使得陈文统从金应熙的“学生”升级成为他的“棋友”，此后二人曾屡次对弈，总是陈文统胜少败多。
１９４９年１月，陈文统大学毕业，经校长陈序经推荐，进入香港《大公报》工作。该报堪称是当时中国最有声誉的报纸，１９４６年曾获得过密苏里奖。刚接触工作时，陈文统做的是英文翻译，不久就被调到副刊担任《大公园》的编辑工作。《大公园》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副刊，设有象棋专栏，由陈文统兼任主持，负责组稿与审阅，棋坛名将杨官璘的《棋国争雄录》就是在这个专栏发表的。同时他又用“陈鲁”为笔名，替《新晚报》写一些棋评，也以该报的象棋记者名义采访过许多重大赛事，例如全国棋赛、亚洲棋赛等等。
隐居悉尼后，他写了一篇名为《冒险到底》的短文，提及了他刚到香港时的景况：
“当我回顾我的大半辈子，我所遭遇到的许多变故，与其说是命运使然，不如说是潜藏在男人内心深处或浓或淡的冒险的欲望使然。就好像我书里所写的许多男主人公一样。我一生所冒的大险大致都分布在我人生转折点上。四十年代我从岭南大学毕业，列入了被追捕的黑名单上，我就怀揣二十块港币只身来到香港，当时一碟大排挡的炒牛河六毛钱。在这个陌生的都布里，我感到了来自年轻人生存的惶恐。我通过了《大公报》的面试。找记得那时是在海皮租了一间简陋的宿舍来住，这个出了名的遍地流氓的地方，这个时世动荡的年月，并没有湮没我，我还是在这个无依无靠的城市站稳了脚跟。这是冒的生存的险。”
对于《大公报》，陈文统可以说是有着浓重的情结，直到现在，他每天不看《大公报》都觉得不安心。在《大公报》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梁羽生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其中就包括金庸。说来也是缘分，这二人不仅是日后的侠坛双雄，更是同室对坐的同事。只不过，彼时金庸还只是查良镛——据说他俩屡屡在下班后躲在小阁楼上杀得天昏地暗，而经常在一起下棋的还有聂绀弩。
《大公报》老校对程鹤筹也是陈文统当时结识的好朋友。程鹤筹去世时，梁羽生替报馆撰了一副挽联：
校斟校雠，卅载辛勤悲化鹤；
对人对事，一生正直失添筹。
有评者言：此联既以鹤顶格嵌逝者“校对”之职业，又以雁足格嵌逝者“鹤筹”之名字，工巧至极。“校斟”，谓比较审定。“校雠”，即校对书籍，纠正错误如对仇敌一样，故名。“添筹”，即海屋添筹，语出苏轼《东坡志林》，意为增添寿算，即长寿。联语借用熟典，对“辛勤”、“正直”的逝者做了中肯的评价，表示了沉痛的悼念之情，写实得自然贴切，深沉感人。
１９５３年，陈文统被调到《新晚报》担任编辑工作，主持《下午茶座》、《茶座文谈》等栏目。这段时间里，陈文统可谓笔耕不辍，只见他时而以笔名“梁慧如”写历史小品，时而以“冯瑜宁”写文艺，又夹杂着用“陈鲁”的名字写棋评。有意思的是，而立之前只知暗恋从未言情的他，竟开设了《李夫人信箱》解答男女读者的爱情难题。《李夫人信箱》是一个与青少年交流的栏目，所谓“李夫人”其实就是陈文统。他日后所作武侠小说中，许多关于爱情这方面的灵感，除了来自世界名著的一小部分外，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主持这个《李夫人信箱》时的经历。
在《新晚报》呆了不久，他就意外的跟武侠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事要从１９５４年１月１７日的“吴陈比武事件”开始说起。此事原是香港太极派掌门吴公仪与白鹤派掌门陈克夫的一段私人恩怨，这二人先是在报纸上连番笔战，后来竟因为难分胜负而牵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赴澳门新花园摆擂台比武。擂台设于澳门，乃是因当时香港禁止打擂而澳门不管之故。这一战前后不过三分钟，就以和局收场，却由于媒体大肆宣传，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热点——试想，五十年代初期的港澳社会还是比较“静态”的，一下子发生这样刺激的事情，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例如比武当天的《大公报》，就拟了这样的大标题：“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而当时由罗孚任总编辑的《新晚报》则更在比武的第二天，就预告了一条广告，说是将有“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出笼！这一招先斩后奏果然厉害，竟迫得陈文统用这个笔名一写就是三十年！
令人啧啧称奇的是，现在已经发现有许多专门谈论梁羽生的文章，竟将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误记成了“一九五二年”，这其中不乏一些梁羽生的好朋友，甚至一些当年亲眼目睹此事的人。例如，柳苏《侠影下的梁羽生》即是如此，陈凡有篇回忆性的文章也是这么写的。这两个名字大家或许没什么印象，实际上，“柳苏”乃是罗孚的笔名；至于“陈凡”是谁，就请读者先准笔者卖个关子吧——咱们下文分解。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完了动笔日子后，就该说说“梁羽生”这个笔名的由来了——这件事的说法历来是不一的，其中流传最广泛的一种说法认为，《新晚报》当时只是说“明日将有梁氏的武侠小说登载”云云，“羽生”二字只是陈文统被限定“姓氏”之后，从一位他佩服的旧派武侠小说家的名字中选了一个字，解释为“白羽的学生”。这种说法已遭到了梁羽生本人的否认：“我取名梁羽生，绝对不是为他人所影响得，‘羽’字相同，仅是偶合。”（尤今《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之中——访武侠小说家梁羽生》，１９７７年６月８日，《南洋商报》）
笔者支持的，自然是另一种看法，不过这种看法流传并不广泛。看官欲知这说法具体为何，还请先细看一看当日《大公报》所刊出的“预告”：
自吴、陈拳赛以后，港澳人士莫不议论纷纷，街头巷尾，一片拳经，本报为增加读者兴趣，明天起将连载梁羽生先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书中写太极名手与各派武师争雄的故事，兼有武林名师寻仇，江湖儿女相恋等情节，最后则在京华大打出手。故事紧张异常，敬希读者留意。
显然，当日《大公报》是直接点出了“梁羽生”三字的，而不是什么含糊的“梁氏”。那么，为何罗孚能如此有把握的认为，陈文统一定会用“梁羽生”这个名字披挂上阵呢？原来，时任《新晚报》总编罗孚本人也是武侠迷，陈文统昔日与他聊天时，曾开玩笑说若他写武侠，笔名非要梁羽生不可。后来这话不知如何竟在一群朋友内传开了，以至于当日诸君一看“梁羽生”，便知是陈文统了。更何况这些人中自是不乏恭喜勉励者，故而，为了这“梁羽生”三字，陈文统不得不入武林。
话说那时的梁羽生，对技击固然是一窍不通，就连写小说也还是破题第一遭呢。所以初时他一直在推，直到被罗孚“说服”之后，也还要求多考虑几天的。哪知第二日预告就见了报，他也就不得不“只酝酿一天”即披挂上阵，仿佛北方俗话说的“打鸭子上架”一般了。
由于对一天见报的小说还没有想好具体的情节，有的只是模糊的故事架构，于是梁羽生决定先来一段“楔子”，说些“闲话”，以一首词作“开篇”，调寄《踏莎行》：
弱水萍飘，莲台叶雾，卅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
绛草凝珠，昙花隔雾，江湖儿女缘多悟。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
梁羽生一开始写武侠小说，就碰上一个难题，闹出“笑话”。武侠小说虽然应该以“侠”为主，“武”也是不可少的。他只学过三个月的太极拳，对古代兵器的知识更等于零，“武”这方面的知识，实在不够应付。《龙虎斗京华》有一处地方写到了判官笔，但判官笔他根本没见过，怎么写？只好参考前辈名家的写法，“稍作夸张”。哪知一刊出来，就给行家指出，“照你这样说的来使判官笔，非但根本刺不着对方的穴道，反而会弄伤自己！”后来梁羽生才得知，其实那位前辈名家也是不懂技击的，其所谓的“十八般武艺”，也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龙虎斗京华》连载期间，不光报上打得热闹，就连作者梁羽生本人，也曾以“陈鲁”之名，在香港的蓬香茶楼与人打擂。擂主则是当时的香港象棋冠军曹悦强与亚军何醒武。梁羽生先与何醒武大战一场，以平手和局而终；继而又与曹悦强较量，那曹悦强原不知眼前这“陈鲁”是何许人，见其挑战心下自是不以为然，只没想到自己这堂堂冠军下场后，直竟是险象环生！局到中盘之际，梁羽生略施小计，弃了一炮，曹悦强见状大喜，以为对手技穷，便穷追猛打，哪知梁羽生欲擒故纵，凭一套“暗渡陈仓”之计尽杀其士相。只可叹毕竟梁羽生经验不足，因一着棋差而败走麦城。国弈会事后发出的新闻稿评论此役时写道：“曹悦强险象环生。”
写《龙虎斗京华》时，梁羽生本以为这是“趁热闹”的“临时任务”，最多写一年半载，就不会再写了。没想到欲罢不能，这一写就是三十年，“卅年心事凭谁诉”倒似是“封刀”时的作者自咏了。
然而《龙虎斗京华》虽然颇受读者欢迎，梁羽生自己却是很不满意的，他觉得那只能算是“急就章”的、不成熟的作品。五十年代，大陆文艺的主流是写实主义，梁羽生在“新晚报”工作，自是不能不受影响。于是他决定走白羽的路子，但写下去就渐渐发觉这条路实在是不适合他。“写实”来自生活的体验，白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作过苦力、小贩、校对、编辑等许多工作，所以他写世态人情，待别透彻。梁羽生却是出身书香世家，甫出校门，旋入报馆，写一两部或者还勉强可以，但若连着写将下去，可就要难以为继了。不过既然还受到读者的欢迎，报馆又非要他写下去不可，他也没奈何只好改弦易辙，由“写实”一转而为“浪漫”，从“白羽的路子”转为“还珠的路子”。不过，“还珠楼主那种奇诡绝伦、天马行空的幻想能力，也是要学也学不来的，因此我小说中如果有些‘浪漫色彩’，主要倒不是来自还珠，而是来自西方的古典文学名著。”（梁羽生《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
《龙虎斗京华》连载近七个月后，在同年八月一日迎来了尾声，可同时而来的还有读者的热烈要求，以及报馆的“谆谆善诱”——这部连载小说，竟真的如当日罗孚所料，一举使当年销量落后的《新晚报》马上“起纸”，销量直逼领导市场的《星岛晚报》。梁羽生虽有些无可奈何，却又因为正写出了一些兴致，心下实在是有些不忍罢手，终于应报馆之邀构思十日。八月十一日，《龙虎斗京华》之续篇《草莽龙蛇传》正式刊出。随后梁羽生又陆续写出了《塞外奇侠传》、《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等多部武侠作品。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便是《白发魔女传》，其次则要数到《七剑下天山》了。
说起这《七剑下天山》来，倒还有一段逸事，不可不提。《七剑》第十六回写冒浣莲深入大内之际，意外的见到了父亲冒辟疆思念母亲董小宛时所赋的一首词：“引离杯，歌离怨，诉离情。是谁谱掠水鸿惊，秋娘金缕，曲终人散数峰青？悠悠不向谢桥去，梦绕燕京。春空近，杯空满，琴空妙，月空明！怕兰苑，人去尘生。江南东暮，怅年年雪冷风清。故人天际，问谁来同慰飘零。”现在我们都已知晓，此词乃是梁羽生青年时独立创作的，可是当年却几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原来，有一位喜好闲读武侠小说的香港大学教授，一日在报上读到此词，竟误以为是佚失的冒辟疆原作，更由此大加考证，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的着实是“专文论述”呢！梁羽生有一篇随笔《周拟曹诗的趣事》，是写“红学”名家周汝昌拟了一首曹雪芹的诗，被另一位与他齐名的红学家见到后，不知是他的“拟补”，竟写了洋洋万言的考证文章，力证这首诗就是曹雪芹的原作。这么一对比，则“梁拟冒词”直是与“周拟曹诗”的情形如出一辙——梁羽生旧学功底之深，于此也可见一斑。
１９５５年，《新晚报》又开始了另一部武侠小说的连载，即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武侠迷都清楚，金庸乃是梁羽生带出来的。但梁羽生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才去找金庸呢？金庸本人在２００５年的一次访谈里，对于他是“如何出道的”这个问题，做了这么一番回答：“……当时，一直是梁羽生在写，后来他不想写了，就找到了我……”这确实是当时的情况，写完《草莽龙蛇传》后，梁羽生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忙于其他作品的出版，例如《中国历史新编》等等。
如果说香港是梁羽生武侠小说的老家，那么新加坡便可算是“第二家乡”了。梁羽生的小说在新加坡报纸出现，仅落后于香港一年。罗孚在写梁羽生的文章中，提到星马报纸重金礼聘香港武侠小说作者的事，新加坡最早登梁羽生小说的报纸《民报》，在当时却还是未入“大报”之列，虽是“礼聘”，却非“重金”，只是当地的“一级稿酬”。但这个虽非重金的稿费，却最令梁羽生难忘。“当时的新加坡还未独立，主编黄科梅曾因政治案件入狱数月，报馆关门，出狱后又过了一段期间方重新开办。当时香港的翻版小说是非常快的，在报上连载的小说，几乎是每十天就出一个小册子，早已充斥于新加坡市面了。我有一批稿件因失了报纸的‘时效’未能刊出，但黄科梅出狱后仍坚持要‘照付稿酬’，说是不能连累作者因报馆的意外事件而受损失。稿酬事小，这个守信重义的精神却是最为难得。”（《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