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２日，《七剑》才刚连载至堪堪一半时，闲不住的《大公报》就在复刊《大公园》上又甩出一段预告来。
“《三剑楼随笔》：自梁羽生先生《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等武侠小说在本港各报连载后，大受读者欢迎，成为武侠小说中的一个新的流派。现在我们约得这三位作者给《大公园》用另一种笔法撰写散文随笔，日內刊出，敬请读者们注意。——编者”
只不过，《大公报》这次倒不是先斩后奏，而是提前征得了三位作者同意的。其时金庸正在连载《碧血剑》，而神秘的“百剑堂主”的处女作《龙虎风云录》才刚刚发表了几天。由此可见，这百剑堂主动笔最晚，出版量也最少，按常理说来，无论如何三人中居领导地位者也不应是他，哪知实情却恰恰相反。
却说《三剑楼随笔》初刊报章之时，因是按照次序分日轮流刊登，作者一时倒还并无名次之别。可轮到刊印单行本时，排名就总应有个先后之分了。按照现今的观念，无非就是“金、梁、百”或“梁、金、百”两种排次吧？哪知书的排名竟是“百、梁、金”！就连刊登副刊时和出单行本时的《三剑楼随笔》五字标题也出自百剑堂主之手。甚至最后的结语以及在单行本另加的《正传之前的闲话》等介绍文字，也悉由百剑堂主一人执笔。从这些角度去看，说金梁二人同意以百剑堂主为首，应不是臆度之言。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百剑堂主”何许人也？潘亚暾、汪义生的《金庸梁羽生通俗小说欣赏》曾经指出，“百剑堂主”为“左派报人陈凡”。这个结论虽对，但在当时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他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直到陈凡在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９日逝世后几天，梁羽生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版刊一联追悼，编者亦附加说明“《三剑楼随笔》系当年由陈凡、梁羽生、金庸三人轮流执笔撰写的杂文专栏，脍炙人口，极受欢迎”时，百剑堂主之为陈凡始不复再有疑问。梁羽生所作《挽陈凡》一联如下：
三剑楼见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
卅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这联语里不但充满他与逝者交往的动人故事，还蕴含了一个典故。适值他们动笔写《三剑楼随笔》前夕，梁羽生的第二部武侠小说《草莽龙蛇传》正准备由香港伟青出版社出书。出版社提出在书前写个“开篇”，对全书内容作提示性的概括。梁羽生便依言写了一首，被陈凡偶然看到，他帮助梁羽生将诗改了一改，联中的“真名士”、“迈俗流”就是陈凡修改而成的诗句。改好之后，二人便署“中宵看剑楼主”之名，交给了出版社。现在梁羽生又用这两个词来哀挽陈凡，真是倍感伤痛和追忆。
笔者谨按：文中关于“中宵看剑楼主”的若干猜测，只是侦探个人的推测，或许实有其人也未可知，待详考。另，附中宵看剑楼主《题同门弟梁羽生＜草莽龙蛇传＞（代序）》一诗如下：
一去萧萧数十州，相逢非复少年头。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
当日龙蛇归草莽，此时琴剑付高楼。自怜多少伤心事，不为红颜为寇仇。
三个月后，《三剑楼随笔》无疾而终，报社一共得文８４篇，其中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各写２８篇。而这时《七剑下天山》却还没有结束连载呢。
１９５７年，李化的峨嵋公司将《白发魔女传》改编成了粤语电影，由于卖座成绩不错，先后拍了三集，都是由罗艳卿担任主角。这部电影本身没什么说头，但就在这一年里，通过这部小说，梁羽生又结识了一位老词人。他就是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他读了《白发魔女传》，特地写了一首《踏莎行》，托百剑堂主送给梁羽生。这首词当然已收入《沧海楼词钞》，并有题记，不过《词钞》和他写给梁羽生的原稿有些出入，现照原稿录下。
踏莎行（题梁羽生说部《白发魔女传》，传中夹叙铁珊瑚事，尤为哀艳可歌，故并及之。）
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箫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
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
这首词可说是梁羽生这部小说最好的“诠释”，小说的故事梗概、人物性格和悲剧的症结所在他都写出来了，令梁羽生不能不兴知己之感。而且，刘伯端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这份热心，尤其令梁羽生感动。
过后几天，刘伯端约梁羽生在“大三元”酒家会面，选择这间酒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年老，怕冷气，而在著名酒家中，这间酒家当时是还未装有冷气的。令梁羽生惊奇的是，他谈起自己小说中的诗词，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他的词是严于格律的，在《沧海楼词钞》自序中，他曾说自己对格律“虽苦其束缚”，“然又病近代词家之漫不叶律者，故一调之中，如古人平仄互用，则宽其限制，至若孤调之无可假借，亦不敢稍有出入，此余之志也”。而梁羽生则觉得自己的词恐怕比他所“病”的那些“近代词家”更加“漫不叶律”，不免有点惴惴不安，心想不知要有多少毛病，给他挑出来了。但另一方面，又怕他只是和自己客气，不肯挑毛病，那自己岂不是如入宝山而空手回？结果又是颇出意料之外，他对梁羽生竟似“一见如故”，并不因为初次相识而对梁羽生一味客气，但也不如梁羽生担心那样弹得自己一无是处。在那次谈话中，刘伯端也和梁羽生详论了“才气”和“格律”似矛盾实不矛盾的道理，令梁羽生有“大开茅塞”之感。遗憾的是，那次畅谈之后，梁羽生虽然也曾到过他的家中向他请益，但相识时，他已年逾古稀，过后几年，就谢世了。
１９５７至１９６３年间，除《白发魔女传》外，《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也被先后改编成粤语电影。这一时期堪称梁羽生毕生创作的最辉煌期，不但作品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与格局、为武侠小说的前进做了各种尝试与探索，更一举写出了武侠史上的经典作品《萍踪侠影录》。
对梁羽生个人的创作而言，这部小说最重大的意义，并不是创造了一个可以于数十年后仍引以为傲的人物形象张丹枫，而是在于它结束了梁羽生的“清朝”系列，将重心转移到了“明朝”系列上来。在梁羽生整个创作历史上，《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大唐游侠传》以及中后期的作品《飞凤潜龙》，堪称是不同时期的五个神来之笔，每一笔都几乎是作品中主题重心的转移，只有最后一笔《飞凤潜龙》是文字风格的转变。
而《江湖三女侠》连载之际，也正是梁羽生新婚燕尔之时。梁夫人林氏，芳名萃如，生于基督教家庭，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时又是港英政府的公务员，背景即使不右，在当时看来也显得政治上“不算正确”。但是结识九个月之后，梁羽生便娶了佳人。牵线的乃是当时《大公报》的副总编李宗瀛，他觉得梁羽生才华横溢，为人正直，想把太太的侄女林萃如介绍给他。
主意打定之后，李宗瀛遂屡次问梁羽生：“是否有女朋友了？”梁羽生则每次都笑着说：“还没有呢”。这么反复几次之后，梁羽生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３２岁，是该有个女朋友了。于是乎，李宗瀛便选了个日子，将梁羽生叫到家里吃饭，席间对他说道：“我太太的侄女叫林萃如，性格温和，也很机灵，因经济原因没有考大学而提前就了业，现在在香港工商署当职员，我想把她介绍给你。”梁羽生向来尊重李宗瀛，依他的学识与为人，估计这个女孩子是不错的。但在李宗瀛向他介绍的时候，梁羽生还是颇踌躇了一阵子：自己既是一个穷书生，又不知对方是否中意。而且，梁羽生觉得这种相亲委实像是“拉郎配”。不过，碍于副总编的面子，他终归还是相亲去了。结果，清秀娇俏、谈吐优雅的林萃如给了他很深的好感，而林萃如亦早就很仰慕梁羽生过人的才气了，于是这二人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用梁羽生自己的话说：“愈跟你不同的人，愈有新鲜感，愈会产生爱慕。她吸引我，因为我未见过那么有爱心的人，时时做义工，去医院、老人院照顾人，不问他们的出身，只是全心全意去服务。”
在辛夫《剑客梁羽生的美满姻缘》一文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
“梁羽生一直患有鼻息肉，并为此所苦，每隔两三年就要做一次手术。他觉得应该如实地将自己的身体情况告诉林萃如，同时也想借此考验一下她。他对她说：‘我得的这种鼻息肉经常要去医院割，不知你嫌不嫌？’‘不嫌！’林萃如答得很干脆。‘又苦又脏，怎么不嫌呢？’林萃如接着说：‘我喜欢你，就要与你同甘共苦。’她的善良和痴情让梁羽生既羞愧又感动。他对林萃如发誓：‘你真是一个好女孩，我这一生就爱你了。’不久，梁羽生到医院做切除鼻息肉的手术。那天，林萃如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手术完毕，医护人员将梁羽生送出手术室时，林萃如连忙迎上去搀着他，梁羽生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那一刻，他认定这个女孩已成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此后的几天里，梁羽生鼻子里的伤口仍常流血水。林萃如总是不厌其烦、小心翼翼地帮他擦洗。痊愈后，梁羽生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林萃如求婚。”
而梁羽生自己回忆此事时则说：“……伤口会流脓，没多少女孩肯这样照顾人。我当时问她，‘不知能否以后都有此福分，让你照顾？’她点点头，就同意了。”梁羽生到医院做切除鼻息肉的手术时，林萃如特地请了假，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当医护人员将梁羽生送出手术室时，林萃如连忙跑上去，一把抓住梁羽生的手，给病痛中的梁羽生一股巨大的力量，使他备感安慰和温暖。林萃如每天都来陪伴他，护理他，使梁羽生很受感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他们决定结婚，婚期定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１日。《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一向很喜欢梁羽生这位青年才俊，听到喜讯后，他便将梁羽生叫进自己的办公室，微微笑道：“我家的房子宽大，你们的婚礼就在我家举行，我来当你们的主持人。”梁羽生闻言登时大喜——看官须知，这费彝民的职务虽然只是《大公报》的社长，但他在香港的名气却甚大，威望也很高。更何况，当年《大公报》社长乃被视为中国大陆在香港的最高代表之一，各国驻港领事到任时，都要前来拜会的。
５月１日的晚上，当梁羽生的婚礼在费家大客厅里举行时，不止《大公报》的全体职员，就连香港新闻界的名流都赶来了。参加婚礼的共有２００多人。一时间，这段才子佳人的姻缘在香港引起轰动，被传为佳话。谈及这段半世纪的感情时，梁羽生如是说道：“很醇，培养了几十年，好似茶香一点点渗出来，不是酒。”说着，双眼又笑成一对腰果——大侠情深，自然不是假装的。
自《龙虎斗京华》连载以来，梁羽生就鲜少有空闲的功夫了，就连星期日也难得休息。所以，为了使这对才子佳人新婚愉快，《大公报》的社长费彝民破例给了梁羽生一个月的婚假。于是梁羽生便抓住这个机会，带着新婚之妻到内地游玩。他们首先选中了北京，畅游了故宫、颐和园等名胜，这一次游览，大大增强了日后梁羽生小说中对于皇宫描写的真实性。
如此在北京玩了数日后，梁羽生的棋瘾就忽然发作了。原来，梁羽生此行并非只是游览“大内”那么简单，他还有另一个目的：他想与京城当时的两大象棋名手张雄飞、侯五山下几盘象棋。
棋瘾一犯，便再难按捺得住。当日吃过午饭，梁羽生就对林萃如说道：“你在旅馆里休息休息，我出去转转。”林萃如虽不知他为何出去，但料想他不久即回，也就同意了。于是梁羽生径直来到北京市体委下属的棋社，探听那两大高手的“行踪”。说来也巧，那两位竟都去企业指导职工业余象棋赛去了，只有一位当值的工作人员，与梁羽生下了两盘。梁羽生一胜一平。
两局终了，那位工作人员不由大为讶异，问道：“您是？”“我是从广东来的。”梁羽生微微一笑，答道。“哦？”那工作人员再吃一惊，“认识杨官璘不？”
“下过棋。”“怎样下？”见对方紧紧追问，梁羽生只得笑道：“让二先。”彼时杨官璘乃是全国冠军，谁让谁自不待言。那工作人员一见此人有来头，忙又介绍了一位北京某区冠军和他下。棋逢对手，几个回合过后，双方均有一种棋逢对手之感。当下里，梁羽生抖擞精神，全神应战。几仗下来，不觉已是晚上。
这里按下梁羽生不表，且说那位新娘子，眼看天色已黑，丈夫却仍未归，心下自是大急。她不停地跑到门外去观望，最后竟回到房间呜呜地哭了起来。知道深夜时分，梁羽生才回到旅馆。见妻子已哭成了泪人儿，才恍然明白自己再不是从前的单身汉了，有另一个人牵挂着他，他心里十分内疚，当即对妻子道歉认错，并保证下不为例。据梁羽生的亲友们说，这是他们结婚几十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闹矛盾。
此事过后不久，广州举办了第三届象棋赛。《新晚报》派梁羽生等人抵达现场，火线编棋赛特刊。“当时棋坛三杰中的杨官璘与李义庭一番交锋，以和局告终。各报纷纷报道，《羊城晚报》的标题是：‘杨官璘双龙出海，李义庭苦战成和。’惹得李义庭大为不快，他说：也不过是成和罢了，怎的说得杨官璘那么厉害？他就是双龙出海，我却是苦战成和呢？梁羽生在《新晚报》上用的标题是：‘杨李棋坛各擅场，卢前王后费平章。’用的是初唐四杰杨炯‘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典故。李义庭听了，知道说的是他们俩半斤八两，不分高下，便说：‘你这样说，我就心服了。’”（费勇、丁晓毅《梁羽生传奇》）
１９５９年，台湾当局开展了一场名为“暴雨专案”的行动，查抄一切有关的黄黑涉匪书籍，梁羽生的武侠作品，理论上也当在此列。那么，当时如日中天的梁羽生的武侠作品，是否真的没能进入台湾？答案是否定的。真正受人欢迎的作品，又岂是政府当局一道命令就能“与世隔绝”的？不过，既然被列入“禁止”的范围，梁氏小时当然也就不能大摇大摆的进入台湾了。这事还多亏盗版之力。跟据资深武侠评论家叶洪生先生的说法：在70年代南淇出版社出版的司马翎小说中，就有金庸梁羽生小说多种。
由此可见，只要是好的小说，不管署名何人，都会受到读者的追捧与欢迎的。
１９６０年是梁羽生小说里构思最“出彩”的一年。他写出了《冰川天女传》（注：这部小说虽是自１９５９年８月开始连载，但大放异彩却是在中后段，即１９６０年内）与《还剑奇情录》。《冰川》这部作品虽然想象力远不如还珠楼主那么丰富，但综合梁羽生的全部作品来看，其对于武技的描写仍是夸张得分外“离谱”了，“什么冰魄神弹、修罗阴煞功等等一出，就已经沾上了神怪的气味了。”（《金庸梁羽生合论》）
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９日，一架飞往开罗的飞机中途失事，机毁人亡。梁羽生的好朋友刘芃如，因为应阿联酋邀请，参加其建国十周年纪念，乘坐的也是这架飞机，这一去便没有再回来。梁羽生悲痛之余，写了一首挽词，调寄“水调歌头”：
长天振鹏翼，万里正扶摇。谁料罡风吹折，异域叹魂飘。天道每多舛误，才命岂真相负，此恨永难消！遗篇犹在目，一展泪萧萧。
惜彭殇，怆往事，把君招。十年相聚，风雨曾经共寂寥。一瞑随尘去后，谁与中流击揖，同破大江潮。愿执钟馗笔，慰你九泉遥。
在之后不久的８月里，梁羽生正式辞去副刊编辑一职，改任《大公报》的撰述员，专事写作。但在随后的１９６４年１月至１９６６年５月间，他又重新担任了《大公报》文史周刊《古与今》的主编。不过，不管梁羽生当时是否真的“一心扑在写作上”，总之１９６４年，他最长的一部小说《狂侠·天骄·魔女》开始动笔那是无可置疑的，但有可能是构思长篇集中精力之故，梁羽生同时仅写了《大唐游侠传》的续集《龙凤宝钗缘》一部小时，浑不似“此前”与“此后”同时连载多部作品的潇洒与辉煌；另一个可能，则是因为他应《新晚报》之请，在其主办的“专题讲座”中，主讲《解放后中国象棋的发展》这一专题，分散了精力之故。
１９６４年里，梁羽生应《新晚报》之请，在其主办的“专题讲座”中，主讲《解放后中国象棋的发展》这一专题。“记得当时是借用大会堂的场所，演讲未开始就挤满了人，后来者许多不得其门而入，对‘主办人’《新晚报》颇有怨言，埋怨她租的会场座位太少。”（《七大名棋手的棋风》）
１９６５年，梁羽生写了一篇《中国武侠小说略谈》，指出了武侠小说在唐代藩镇割据时期兴起的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唐代的‘藩镇’可以比作民初的军阀，各占地盘，互相攻伐。因为天下扰乱，藩镇专横，所以，人们希望有一种能够替他们打抱不平的侠客出来。‘武侠小说’的兴起，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另一方面，由于割据的军阀互派刺客，刺杀政敌，刺客的本领被渲染夸大，演成很多神奇的传说。这也是唐代小说的另一社会因素。”文中还写到了《虬髯客传》与《红线传》这两篇尤其写得出色的唐代著名的武侠小说。对于《虬髯客传》，梁羽生评价道：“……但《虬髯客传》在思想上也有极大的缺点，那就是认为‘真命天子’是不可抗的正统观点。试看像虬髯客那样非凡的英雄，见了唐太宗尚且推枰敛手，甘拜下风，不敢逐鹿，自己到海外另辟事业。至于李靖那就更等而下之，只配让李世民打天下了。作者的立场，显然是在歌颂‘天子圣明’，维护李唐王朝的。”而对于《红线传》，梁羽生则是这样评价的：“……小说的主角是个婢女，以奴隶作为小说的主角，在封建社会中确是大胆之作。但写红线是为了对薛嵩‘感恩图报’，才去取金盒，弭战祸。尽管这符合于当时百姓厌恶军阀混战、要求和平的愿望，但把一个‘女侠’变成了军阀的工具，这却未免大大减弱了作品的价值，也损害了作者所要着意描写的“女侠”的精神面貌。另外，小说中的佛道迷信思想，如说红线前生本为男子，因犯过错，而‘陷为女子’，现在为百姓立了这场功德，就可以‘复其本形’，重为男子等等，这也是小说中的糟粕。”从这两段文字中，也可约略窥测到梁羽生创作小说时的思想与抱负。
踏入六十年代之后，“梁羽生”三字简直成了金字招牌，就连新加坡的大报也开始连载他的小说了。《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在刊登，所付的稿酬也的确是超乎当地“标准稿酬”的“重金”了。
１９６６年初，梁羽生应《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之邀，化名“佟硕之”（取“同说之”意），写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于当年一月发表在《海光文艺》上。文中，梁羽生客观的分析了自己与金庸所接受的文化影响、各自情节的变化安排、文字风格的差异、对“武侠”二字的理解、人物形象的描绘、小说中蕴藏的思想等许多方面。在该文里，梁羽生认为自己是名士气味甚浓的中国人，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自己受中国传统文化如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如电影的影响则较重。这些观点至今仍颇有影响。
比较公道地正面评价金庸，这在当时是要承担很大政治风险、很大压力的，因为当时左右两边对立得很厉害，左边骂右边，右边骂左边。后来最大的攻击并不是金庸对梁羽生的攻击，也不是右边，最大的是左边的高层，认为梁羽生对金庸的评价过高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答曰：其实早在１９６２年之际，金庸创办的《明报》就与梁羽生任职的《大公报》闹得有些不可开交了。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大陆爆发了“大逃亡潮”，大批的大陆人涌到香港，造成动荡局面，成为热门话题。当时各大报都争相采访这段新闻，金庸也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于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随后，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明报》当然不示弱，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就这样，本来并不怎么著名的《明报》在笔战中一下变得人尽皆知。这次笔战后，《明报》扩展至两大张，形成了中型报纸的规格，同时也有了盈余。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过后不久，《明报》与《大公报》又有了一场火药味更浓的新论战。那年，中国大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金庸对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觉得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得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这种论调引起了《大公报》的猛烈抨击。如此发展至１９６６年时，说《明报》与《大公报》誓不两立，也并不夸张了。
数十年后，一位《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问梁羽生：“四十年过去了，如果让您再写一篇类似的文章，比较自己和金庸，还会动笔吗？”梁羽生摇头答道：“不写了，现在没有这样的必要了。不过在那个时代来讲，我的说法还是基本站得住脚的，这篇文章还是有存在的价值。”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日，乃是香港《国际时报》创刊之日，该报的总经理兼总编辑郑宪文先生之前曾有信给梁羽生，请他为该报创刊号题词，于是梁羽生便以“国际日报”四字填了一首“嵌名词”，调寄“菩萨蛮”，词道：
当今国际风雷激，天南要仗如椽笔。描画好江山，雄文万众看。
时评多卓识，报道今翔实。公正自撑持，风行信可期。
光阴荏苒，一转眼已是数个春秋之后，近十年来，梁羽生真可谓是“稿约不断、埋首书桌”了，最多时一天写了一万余字。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我花费在收集与参考资料上的时间，比正式动笔的时间还来得多。但有时为了赶上截稿的时间，匆匆草就，无暇重读，难免会有错误挂漏之处。日后发表完毕而出版成书前，我会一篇篇仔细的加以检阅，凡是用字不当，情节不符，或是人物性格前后矛盾的地方，我都一一加以修正。”
截到１９７５年年初为止，梁羽生又写出了《风雷震九州》、《慧剑心魔》、《飞凤潜龙》、《侠骨丹心》、《瀚海雄风》、《鸣镝风云录》、《游剑江湖》、《风云雷电》、《牧野流星》、《广陵剑》、《武林三绝》。这十一部作品有的已经写毕，有的则还在连载，且绝大部分都是续作，而且都是“天山”系列的延续，只有一部《飞凤潜龙》较为特殊。这是梁羽生中后期创作历程里唯一的短篇作品。无论如何，这部小说的风格、内中主人公的身份，都是研究者们无法忽视的问题。上文里曾经提及，这是一部具有“传型”意识的作品。整部小说就像一个大漩涡，凭借着梁书中独一无二的奇特曲折令好奇的读者欲罢不能。而小说又因为篇幅本身的限制，反而具备了得天独厚的特色：节奏明快，一无滞碍，奇幻迷离，动人心魄。而《游剑江湖》中的云紫萝，则堪称是梁羽生塑造的诸多女侠形象中最后的光芒了。
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１日，梁羽生写了一篇悼文。在十年“文革”期间，他只写武侠小说和棋评，文史小品杂文等等均已停写，只有这篇《悼沙枫》是唯一的例外，二人关系之好自不待言。在文章的末尾，梁羽生叹道：“良师益友，遽尔云亡。我除了记得他对我的鼓励，除了拉拉杂杂写这篇文字之外，还能再有什么纪念他呢？”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第六届亚洲棋赛在马尼拉举行。身为棋评家的梁羽生，自然不会错过这机会，于是便以“象棋顾问”的身份，用他写棋评时的笔名“陈鲁”，随着香港队赴马尼拉一行。当然，他是观战。不过，俗语有云“纸包不住火”，很快就有人知道，棋评家陈鲁，就是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结果，在颁奖礼那天晚上，热情的观众要求他上台和观众见面，梁羽生也成了明星式的人物。后来，梁羽生不无得意地回忆道：“我原先想想，在菲律宾一个人也不认识，只带五十张名片就行了。谁知第二天就派光啦！”
１９７７年３月，梁羽生在报界的好友、时任《新晚报》撰述员的高朗，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五十四岁。梁羽生在《新晚报》上刊发一联相挽：
攻文史，撰影评，方期更上层楼，遽惜英年早逝；爱读书，勤写作，事业竟忘家室，最伤故里招魂。
高朗是聂绀弩的同乡，湖北人。梁羽生能和聂绀弩认识，就是他介绍的。高朗死前，用“吴法”的笔名完成了一部《黄巢传》，梁羽生对此书的评价是：“纵然还不能说是很有创见的学术著作，未足与一流学者相比，却也是有足以传世的价值，最少可以作为大中学生读中国历史的课外参考书了。”（《论黄巢 怀高朗》）
６月８日，梁羽生应邀出席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并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作了《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的专题演讲。该演讲时间将近两个小时，前往听讲者无不欢欣雀跃，一时端的是人山人海、座无虚席，殊为盛况。会上，梁羽生将题目分成了五个部分：第一，武侠小说算不算文艺；第二，武侠小说跟其他类型小说的共通性；第三，武侠小说的特性；第四，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武侠小说不算文艺；第五，从武侠小说在东南亚、港台流行的一些联想。
其中第四个问题，是牵涉到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的评价问题。也就是说，在武侠小说当中，是“有好的也有坏的”，还是“都是坏的”，或者说“都能够算文艺”，或是“都不能算文艺”等种种问题。梁羽生当时是这样讲这个问题的：“……现在还有人这样认为，这是因为有很多武侠小说并不是武侠小说，因为它根本没有侠义，有的只是离奇怪诞的，神怪的故事，甚至没有武，只有神，根本没有侠。有的所谓武侠小说，只是拳头加枕头，变成低级趣味。这种故事实在不能算是武侠小说。我看港台有很多文艺小说也不能称为文艺小说，港台有很多爱情小说散播灰色的人生观，或者是黄色的、黑色的等等……”
演讲之前数日，梁羽生曾接受新加坡女记者尤今的采访，谈到了他自己的笔名、小说中运用到的“四裔学”、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等等。这次著名的访谈于演讲的同日，刊发在了《南洋商报》上，用名《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之中——访武侠小说家梁羽生》，此后，尤今常与梁羽生往来，梁羽生晚年移居悉尼后，在一九八八年的九月与十一月，写了两篇文章，回忆与评价尤今，认为“她可以说是新加坡文坛的一颗新星，一出现就光彩夺目”，又说：“我喜欢读尤今的游记，尤今每有新书出版，也必定寄一本给我。”
１９７７年里，梁羽生还曾和前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长李棪一起到北京旅行。他们一起参观了北京大学。五十年前，李棪还是北大学生，此次重游母校，自是不免畅谈旧事，意气风发。陪他们同游的既有著名学者，又有香港知名人士。梁羽生一时兴起，即席送了李棪一首打油诗，最初写的四句是：“京华年少忆风流，大学重来五十秋。公子翩翩头未白，敢夸桃李遍三洲。” 北大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相当于古代的“太学”，李棪的祖父是在前清做过“侍郎”（相当于副部长）的李文田，“公子”二字，当之无愧。李棪做中文大学院长之前，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书，桃李遍布欧、美、亚三洲。梁羽生自以为此诗颇贴他的身份。谁知念出后，有位前辈学人便说：“第四句不好，太道学气了，而且和第三句不能呼应。”梁羽生一想果然如此，于是复经推敲，改成了“敢夸裙带曳三洲”——只因李棪颇多艳事传闻也。此句改罢，一时众皆认可，遂成“定稿”。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亚洲象棋大赛在东马来西亚的名城古晋举行，棋赛的地点则是古晋最宏伟的一座建筑物——敦拉萨馆。在香港棋队出发之日，梁羽生写了一首祝词。
沁园春
（送香港棋队赴古晋参加第七届亚洲象棋赛，仿稼轩体）
铁鸟凌空，金鹏展翅，共赴擂台。看地北天南，飞车跃马，橘梅争秀，尽属将才。濯足香江，炎州问鼎，喜见棋坛盛会开。秋光好，好控弦逐鹿，剑倚天裁。
酒酣战鼓如雷，看互显神通竞折梅。溯源流千载，而今尤盛，黄周已矣，继往开来。棋艺友谊，丰收双获，十日鏖兵亦快哉！杯酒祝，祝射潮身手，风定帆回。
梁羽生除了应邀前往参观，还为亚洲象棋联合会创作了会歌，他所写的会歌，是由槟城的作曲家黄振文先生配曲的。黄先生是西马象棋总会的秘书长。歌词是：
小小棋盘，妙趣无穷。
这是亚洲人民的智慧创造，
这古老的东方艺术啊，
历史千百载，
今日更繁荣。
飞车跃马争雄，
平和竞赛乐融融，
友谊花开遍西东，
交流文化拓心胸。
啊，请把这艺术之花遍栽世界，
这是我们的衷心愿望啊，
五洲四海一枰通！
（最后两句重复一遍）
这次旅行，梁羽生除了过足棋瘾之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见识了充满神秘感的“长屋风情”。比赛结束的第二天，亚洲棋赛筹委会招待棋手们旅游成邦江，主要目的就是参观达雅人居住的长屋。结果梁羽生等人当然不仅止于参观而已，还被安排成为了一间长屋的客人。主人用本民族传统仪式招待他们，歌舞通宵。
在未到长屋之前，梁羽生对达雅族是确实有着神秘感的。这神秘感从何而来？因为他知道达雅族是乃是砂捞越州一个著名的猎头族！“猎头族，可不可怕？奇风异俗还在其次，只“猎头族”这三个字就充满神秘感了！”但这个“猎头族”，却是善良的民族、好客的民族，他见到的达雅人也都是和蔼可亲的人。
“……达雅族人民之所以猎头，并非由于他们生来嗜杀，而是因为他们过去迷信的风俗。他们对人头具有魔力般的迷信，相信人头会带来好收成，会带给他们力量和兴旺。未婚少女择偶的标准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男子猎得人头的多寡，猎得越多，越受她们崇拜。因此，青年人习惯于把人头猎取回来装饰他们的屋子，不仅是为了装饰，也是为了向姑娘们证明他已经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但这个陋习现在当然消灭了。经过当地政府的教育和法律制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猎头的事情就未听说发生过了。” （《长屋风情》）
不过那天的长屋之游，还真个是充满刺激的。早上十点，他们从古晋乘旅游车出发，下午两点到达成邦江。成邦江棋会招待午餐，会长许兴蒲先生向他们介绍了达雅人的风俗习惯，并郑重说明几个必须注意的禁忌之后，他们继续旅程，晚上七时三十分左右到达长屋。此时天色已经入黑，有点小雨。忽听得锣鼓喧天，杂着几下乒乒乓乓的枪声，把梁羽生吓了一跳。细看时，原来是达雅族的主人来迎接他们。这几下枪声，正是欢迎贵宾的仪式。
踏入长屋之前，各棋队的领队和古晋成邦江棋会的负责人和他们的族长先来了一个互相祝福的仪式，席地而坐，喃喃有辞，看起来颇为有趣，只可惜梁羽生一句也没听懂。仪式过后，他们方始受到邀请，依次进入长屋。所谓“长屋”，其实就是一座搭在柱子上的木头建筑物，由斫着梯级的木头梯走上去。这种木头梯是可以拉起的，只能容一人上下。一间长屋，有几个进口，往往有几十户人家（据说梁羽生参观的那间长屋有三十多户人家）。
那长屋分作三部，第一部分乃是公共的长廊，叫做“鲁爱”，等于是客厅连接起来的大客厅，面积几乎占了长屋的一半。他们那晚的舞会就在“鲁爱”举行。第二部分是排列两旁的各家房间，叫做“比勒”。第三部分则是晒台，叫做“单珠”。长屋里还有一间小商店，有日用品和一些小饰物出卖，饰物主要是卖给游客的，也不知梁羽生有没有买回家留作纪念。
话说，梁羽生一进入长屋，立即就有人向他敬酒，而且一路走过，一路有人敬酒。这种特制米酒叫“都亚”，味甜而烈，呈乳浊状。达雅人的禁忌非常多，不喝主人的敬酒，便是禁忌之一。达雅人的食物多用竹筒来装，一掰即开。还有各种不知名的糕点，梁羽生颇好奇地尝了一小半竹筒饭，滋味也还不错。那晚长廊上摆了几十堆食物，每一堆食物的两旁，主客相对而坐，主人殷勤劝客，但梁羽生半点不懂他们的语言，只能打手势交谈了。
初进长屋之时，梁羽生并没有太特意的观察，后来有位棋友把他拉到屋子当中，叫他向梁上一看——“哗，原来是七八个经过药水制炼的人头，挂在梁上！我没胆子欣赏，赶快走开。原来猎人头的陋俗虽已革除。但过去所猎取的人头，有些还是保留在长屋之中的！”（《长屋风情》）
达雅人最大的禁忌是关于跳舞的——若有女性请你跳舞，不管老幼妍媸，只要她来请，你就非跳不可，否则便是大不敬！据说以往有人拒绝跳舞，项上人头，就给猎了去。现在当然没有这种事情了。不过为了表示对主人的敬重，当然还足以奉陪为宜。那晚梁羽生也只是稍微跳跳，然后就和新加坡的棋友一面下棋，一面观舞了。跟梁羽生跳过舞的两个达雅族少女，还是古晋最高级的“假日酒店”的工作人员呢。
１９７９年后半年里，梁羽生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到欧洲旅行，去了瑞士、巴黎、罗马、梵蒂冈、意大利、伦敦等许多地方。８月下旬，当来到英国北部的伯明翰时，梁羽生竟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和大数学家华罗庚教授见面的机会！当时华罗庚刚刚看完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觉得很有趣，他们二人说的甚是投机，整整聊一个下午。华罗庚谈了自己的平生经历，也谈到了自己目前的学术活动。话题就是从他在伯明翰的学术活动开始的（那年五月，世界解析数论大会在伯明翰召开，华罗庚应邀出席）。
说着说着，华罗庚忽然冒出一句话来：“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不用说，这句话现在几乎已经成了至理名言，就连梁羽生当时也是深表赞同的：“成年人都喜欢看武侠小说，少年人自是更加不用说了。因为限于经济条件和知识水平，少年人的读物自是远远不及成年人的多样化，而且‘童话’也毕竟是属于他们的。”他如是感慨道。（《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
该年１０月，新加坡《星洲日报》董事经理兼总编辑黄溢华来香港，和梁羽生谈起《星洲日报》也希望有这样一个像《三剑楼随笔》这样的专栏，梁羽生不好推辞，又因为平时确实爱写随笔性质的文字，就答应了对方。于是梁羽生自８０年３开始，持续为该专栏写了大约一年时间的文章。这个专栏就是大名鼎鼎的《笔·剑·书》。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萍踪侠影》正式在大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七十年代末期他的作品已经开始流入大陆，但这还是梁羽生的作品第一次正式进入大陆——自１９４９年后，武侠小说在大陆已属“禁区”，连提也没有人提的，好像武侠小说从未存在过一般。因此，即便是梁羽生的小说，大陆也是先在“小报”刊登，然后才换大报。“小报”是作为《花城》和《广州文艺》增刊的《南风》，１９８１年２月开始连载《白发魔女传》；而销数在大陆数一数二的报纸、足以称为大报的《羊城晚报》，则是迟至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才开始连载《七剑下天山》的。
１９８３年３月，香港《大公报》副刊开设了一个名为“联趣”的专栏，结果梁羽生又众望所归的当上了专栏作家。这个栏目一直开到１９８６年７月（即梁羽生退休后的第二个月）才结束。
这个专栏开设不久，梁羽生便宣布封刀挂笔，不再写武侠小说了。这成了当时的又一件大事。金庸封笔、古龙逝去、大陆无人，两岸三地可以说仅靠梁羽生与一批台湾作家勉力维持，其局面之艰难可想而知，想不到今日竟连写了整整三十年武侠小说的梁羽生也不写了！梁羽生宣布封笔时引起的“轰动”，较之当年《龙虎斗京华》预告发出时的程度，似也不逞多让。至于自己为什么要封笔，梁羽生解释道：“写武侠小说是需要丰富的幻想力的，我认为过了五十岁，已是不适宜于写武侠小说的年龄了。一九八一年，我已经五十六岁，只因朋友知我有‘封刀’之意，集了龚诗两句给我：‘且莫空山听雨去，江湖侠骨恐无多。’为酬雅意，拖迟两年，恰好凑满‘三十’之数，虽然实际的时间是二十九年零八个月，但计年的习惯是取其约数，所以也可自称是写武侠小说三十年了。”（梁羽生《笔花六照·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