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在华人的世界里争相传阅，梁羽生的名字也随着武侠小说的流传而广为人知，梁羽生的名字是和武侠小说紧紧地联在一起的。
梁羽生的作品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呢？
要阐释这一问题，还是古人说的：“知人论世”。让我们从梁羽生的身世谈起。
1．梁羽生的生平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2 年出生，原籍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梁羽生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家中很有一些产业，算得上是一个富户。他家在乡下，地近瑶山，是游览的好地方。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下，梁羽生熟读古文，好弄词章，经常填词作赋，一抒情怀。
1943 年，广州一批学者避难来到蒙山，梁羽生便拜史学家简又文教授为师，学到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羽生进广州岭南大学读书，学的专业是国际经济。毕业后，由于酷爱中国古典诗词和文史，便在香港《大公报》（一说是《新晚报》）做副刊编辑。1949 年以后定居香港，现侨居澳大利亚悉尼市。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梁羽生博闻广识，多才多艺，曾用“梁慧如”、“冯瑜宁”等笔名写过许多散文、文艺评论和文史随笔，还曾用“陈鲁”的笔名写中国象棋的评论文章。他的棋评写得相当精采，公认为一绝，读来比亲临现场观棋还有兴味。
梁羽生从小爱读武侠小说，其入迷程度往往废寝忘食。走入社会后，他仍然爱读武侠小说，与人评说武侠小说的优劣，更是滔滔不绝，眉飞色舞。深厚的文学功底，丰富的文史知识，加上对武侠小说的喜爱和大量阅读，为他以后创作新派武侠小说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众多的武侠小说作家中，梁羽生最欣赏白羽（宫竹心）的文字功力，据说“梁羽生”的名字就是由“梁慧如”、“白羽”变化而来的。
1954 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后来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以决雌雄。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为了门派的利益，在擂台上拳脚相争。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而轰动香港。陈文统的朋友《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采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第三天，《新晚报》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随着《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梁羽生——梁大侠初露头角，轰动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已有雏型。
在众多的香港武侠小说作家中，梁羽生和金庸无疑是两颗最耀眼的明星。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而金庸则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创作者，人们往往将梁羽生和金庸相互比较。为此，梁羽生用“佟硕之”
的笔名写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发表在1966 年香港的《海光文艺》上），详尽分析二人异同。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所论颇为中肯。
从1954 年到1984 年，梁羽生在武侠文坛上辛勤笔耕了三十个春秋， 共创作了三十五种武侠小说，总字数达一千余万言。1984 年，梁羽生宣布“封刀”，从而结束了“江湖生涯”，金盆洗手，改弦更张，准备撰写正统历史小说。
2．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理论
很多人说，“新派武侠小说”的产生，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
虽然如此，在文艺理论界仍然有许多人认定武侠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针对这一问题，梁羽生在许多场合发表过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梁羽生的观点十分精辟、深刻，批评了文艺理论界对武侠小说的偏见，也指出了武侠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可谓我国小说理论界中的一家之言，很值得我们参考。了解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理论，对我们阅读理解和评论武侠小说创作是十分有益的。
首先，梁羽生对武侠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及其价值给予明确肯定。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只取决于作者本人的见识、才力和艺术手腕。”他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认为中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新派武侠小说更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内容、新的历史见解和成熟的艺术技巧；无视武侠小说的存在，硬将它排斥在文学殿堂之外，这是很不公平的。对于某些诋毁和否定武侠小说的观点，梁羽生不无激愤地说：“这只能表示那个人在容纳文化方面的心胸不广。他其实也不了解什么叫做武侠小说；或者他看过的许多武侠小说是荒诞离奇的，这才造成误解。其实武侠小说有好有坏，文艺小说亦是。即使是反映现实的写实小说亦有好有坏，如果作者功力不够、观察力不敏锐的话，他尽管写的是写实小说，还是不能反映现实的。”他指出，作为一种小说流派，武侠小说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
关于如何把握武侠小说的主题，以及如何在武侠小说中反映时代精神和创造典型人物，梁羽生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武侠小说必须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真正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懂武功，却不可以没有侠气。“侠”是正义的行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就是所谓仗义行侠。他又说：“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参见冯立三《与香港作家一夕谈》）
怎样才能写好武侠小说？梁羽生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写好武侠小说并不容易，作者只有具备相当的历史、地理、民俗、宗教等等知识，并有相当的艺术手段、古文底子，而且还要懂得中国武术中的三招两式，才能期望成功。”梁羽生认为，要写好武侠小说，撰写者的创作态度应当端正。他在1977 年应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邀情作演讲时，介绍了自己创作武侠小说所作的努力：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梁羽生虽然喜爱武侠小说，竭尽心智地创作武侠小说，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对武侠小说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对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1985 年，他借《文艺报》一隅表示自己的忧虑：“有的部门作了统计，至少有五十多家小报发表我和他人的武侠小说。不少地方的一些报纸转载我的武侠小说，有的加以改写，都未经作者同意。据说有的把两个回目合并成一个回目，甚至有的不是我写的武侠小说，却标上我的名字，以蒙骗读者。我认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当在文学园地占主要地位；但最近有些小报，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全部刊载我或其他作者的武侠小说，这样的路不是越走越窄了吗？”这表明了梁羽生的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