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现在梁羽生笔底的风云儿女,帝王将相,许多都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历史是什么?

  可能只是一块石碑,一堆瓦砾,一些埋在地下的物事……无声地诉说着那已经消逝的一切。

  可能是许许多多的文献记录,在时间的流转中,不断地被改写着。

  历史的逼真是注定的不可能,残存的事物不会言说,而言说的文字永远无法抵达当时的情境。

  情境是无法再现的。

  然而,人类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历史,摹写着历史,而且都以为自己的方式是最真实的,最忠于历史的。

  文学以它自己独特的形态书写历史。当文学以历史素材为题材时,最能显现自身的特色。文学并不企求描述再现真实的历史事件,它只不过借历史来表现作家的情感。更确切地说,文学中的“历史”,一经作家的艺术加工,就必然具有超越历史本身的意义,而与时代或与作家的个性发生紧密的联系。读者并不能从文学中去把握历史的真实,读者从文学中得到的,大多是审美的喜悦。

  所以,亚里士多德这样说:“历史家和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但任何历史文学都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与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与日常现实有关”。批评家的责难也往往在于:这部历史文学作品脱离史实,或不符合史实。历史的真实是历史文学的基本原则吗?历史文学首先是历史呢?还是文学?这都是令人困惑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历史文学首先看作是文学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文学中的虚构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既然是文学作品,它就必然要有虚构的成分,必然要有超越于事件本身的意义。正如鲁迅所说:“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

  狄德罗则更为明确地表示:“历史家只是简单地、单纯地写下所发生的事实,因此不一定尽他们的所能把人物突出,也没有尽可能去感动人,去提起人的兴趣。如果是诗人的话,他就会写出一切他认为最能感动人的东西。他可以假想出一些事件,他可以杜撰些言词,他会对历史添枝加叶。对于他,重要的一点是做到惊奇而不失为逼真。”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被人称为“兼有历史小说之长”。确实,梁羽生的大多数作品都有史实的依据,他写作的范围涉及从隋唐到近代的中国历史,其间的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都被写到。可以说,他以文学的手法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另一种独特的视野。对于许多读者,正是通过梁羽生的作品,才对历史发生兴趣并有所认知。

  梁羽生认为:“虽然小说家笔下所创造的历史未必会有确切的事实根据,然而历史的真实和文学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真实,是有连带的因果关系的。”“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同,历史家要叙述实在的事件,如果某人没有做过某事,那就不能生安自造。可是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却不必每点上都吻合历史事实,小说的作者可以写可能发生的事实。举一个例子说,根据近史,康熙皇帝当然并没有杀死他的父亲,可是在小说里却是可以这样写,因为以帝王阴毒的特性,他杀父亲并不稀奇。而且在历史上,帝王家族骨肉残杀的事实,真是数不胜数。……当然在小说中也不能歪曲历史,若把秦桧写成忠臣,岳飞写成奸臣,那就应受责骂了。但在写秦桧之奸时,却可以根据想象,把他奸恶的脸谱,更鲜明的画出来,例如写他怎样和敌人勾结,怎样算计岳飞等。把历史通过艺术的安排,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更具体生动,这就是对涉及历史人物创作的要求。”

  梁羽生对于中国历史颇有心得,熟悉一般的正史之外,还了解很多野史和传说,而且还熟稔不同朝代的官僚制度、民间风俗、社会心态等等。例如,读他那些以南宋为背景的作品,我们对那时的民族矛盾,双方统治阶级的情态,民众的心理等,都会有深切的了解。

  他写了许多真人真事,如义和团、武则天、魏忠贤。纳兰性德等等。他不仅写出了这些人和事的丰富性与生动性,也写出了自己对这些人和事的独到认识。

  《龙虎斗京华》的背景是“义和团之乱”。义和团形成于十九世纪末,面对西方势力的入侵与清政府的腐败,它艰难地作出自己的选择。最终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并以极其迷信的方式抵御西方人,成为近代史上一次非常复杂的群众性运动。既有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自然流露,又有下层民众极端排外的蒙昧心理。在不同的历史书中,不同的史家、作家笔下,对于此次事件,有不同的说法。鲁迅曾经认为“义和团”体现的只是一种兽性的爱国主义。

  梁羽生较深入地研究过义和团,他从小说角度表现这一历史事件时,极其深刻地描画出义和团所处的悲剧性历史环境,以及义和团内部“灭清”“扶清”“保清”三派的相互矛盾与斗争。在那样一种混乱的局势之中,个别“英雄”的真知灼见、卓绝才华,都无济于事,只能付之流水。

  在结尾他写道:

  中国在咆哮,大地在震撼。中国朴素的农民,第一次在全国范围之内,拿着大刀、长矛。大棒、锄头,展开了对外来侵略者的抗议。是的,他们简陋的原始武器,抵挡不了八国联军的枪炮。然而他们的行动,表现了中国老百姓的精神,他们不能忍受任何人骑在他们的头上,谁敢欺侮他们,他们就要和谁拼下去。

  经过了义和团的事件,西方列强,也感到中国人是不容易对付的了。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当时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瓜分一事,实属下策。他也不能不震撼于中国民众的不可轻侮了。

  义和国失败了,但这失败却是另一成功的起点。他们退出了城市,退入了乡村,不再是几十人的小集团,而是结合着数十数百万人的大部队。火种没有熄灭,火种埋在民间。

  在李来中退出了北京时,他才感觉到柳剑吟以前劝他不要入北京的话是对的,他们还没有条件进入大城市。他们应该做的是生根在广阔的农村。

  京津失陷之后,混入义和团中的坏份子完全清洗出去了,而满清政府也完全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对外馅媚,对内镇压的面目。它竟然和联军一起会剿团匪,中国老百姓,又受了一次大教训:封建的统治者,是无论如何不能信赖的。

  时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梁羽生笔下的义和团,更多地展现了农民运动的正面意义。而梁氏的议论及观念,似乎也受到当时正在大陆兴起的新进的历史观(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影响。

  再如《女帝奇英传》,写的是武则天的故事。

  关于武则天,各种史书、文艺作品历来褒贬不一,但总的来说,在男权话语占主导的社会,对她的谴责远多于赞扬,尤其是在两性之事上,更将她说得污秽不堪。

  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否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王权下,她如何能取得政权?又如何能将天下治理得太平繁荣?她也是一位女人,具有一个女人所具有的一切情怀。

  梁羽生正是从人的立场,从客观的历史立场,来重新看待武则天。于是,在他的笔下,武则天成为一名光彩照人的女政治家。她的仇家如上官婉儿为她的气度、胸怀折服,放弃了复仇的念头,而成为则天皇帝的心腹。梁羽生也写出了一名卓越女性的寂寞,甚至无助。虽得了天下,并得到天下百姓的称赞,但真正能理解她的人,又有几许?

  没有对唐朝历史的深入探究,没有对于史料的全面把握,梁羽生不可能写出这么一个形象鲜明、血肉丰满的武则天。

  另外,梁羽生还写过纳兰性德、魏忠贤等大批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在正史中都只是被简要地记述,而到了梁氏的小说中,他们的内心活动,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变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原来魏忠贤有个私生女叫客娉婷,岳飞则有个外孙女叫张雪波,嫁给了金国的贵公子,……诸如此类,也许并不实有其事,却令平面的历史人物变成立体的,生活于人性空间的真实人物。正史中留下的空白,小说家以其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加以诗意的填写。

  总的来看,梁羽生对历史素材的选择,倾向于民族冲突、朝代兴亡之际的风云变幻及人事沧桑。这也许与梁氏对近代中国的关注与思虑有关,借历史来化开心中块垒。他的字里行间,也确然引起读者联想到近代中国的情势,尤其引起读者的“家国之恨”。一方面是异族的侵略、蹂躏,另一方面是本民族政权的腐败、堕落。如何挽救国家?而国家又在何处?

  就历史观而言,梁羽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间文艺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忠与奸的划分,主导着对于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为重要的是,他十分强调抽象的“人民”两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与人民对立的是官府,是残暴的入侵者。正是基于为人民代言的信念,梁羽生确立了他小说的主题:为人民的安乐而奔波、而斗争。

  但是,梁羽生并没有进一步思考:“人民”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如何与实在的、活生生的人群相和谐?“人民”是谁?在哪里?“人民”的意念是不是共通的?

  历史的发展,恐怕并不单单是人民与官府之间的对抗而促成,还有许多无法界定的人物事件、无法言说的刹那,等等,编织着复杂的历史。这正是需要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文学家们深入研究探讨之处,有待更深刻的剖析与解释。而梁羽生看来尚不具备这种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