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现在梁羽生笔底的风云儿女，帝王将相，许多都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历史是什么？
可能只是一块石碑，一堆瓦砾，一些埋在地下的物事……无声地诉说着那已经消逝的一切。
可能是许许多多的文献记录，在时间的流转中，不断地被改写着。
历史的逼真是注定的不可能，残存的事物不会言说，而言说的文字永远无法抵达当时的情境。
情境是无法再现的。
然而，人类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历史，摹写着历史，而且都以为自己的方式是最真实的，最忠于历史的。
文学以它自己独特的形态书写历史。当文学以历史素材为题材时，最能显现自身的特色。文学并不企求描述再现真实的历史事件，它只不过借历史来表现作家的情感。更确切地说，文学中的“历史”，一经作家的艺术加工，就必然具有超越历史本身的意义，而与时代或与作家的个性发生紧密的联系。读者并不能从文学中去把握历史的真实，读者从文学中得到的，大多是审美的喜悦。
所以，亚里士多德这样说：“历史家和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但任何历史文学都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与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与日常现实有关”。批评家的责难也往往在于：这部历史文学作品脱离史实，或不符合史实。历史的真实是历史文学的基本原则吗？历史文学首先是历史呢？还是文学？这都是令人困惑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历史文学首先看作是文学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文学中的虚构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既然是文学作品，它就必然要有虚构的成分，必然要有超越于事件本身的意义。正如鲁迅所说：“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
狄德罗则更为明确地表示：“历史家只是简单地、单纯地写下所发生的事实，因此不一定尽他们的所能把人物突出，也没有尽可能去感动人，去提起人的兴趣。如果是诗人的话，他就会写出一切他认为最能感动人的东西。他可以假想出一些事件，他可以杜撰些言词，他会对历史添枝加叶。对于他，重要的一点是做到惊奇而不失为逼真。”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被人称为“兼有历史小说之长”。确实，梁羽生的大多数作品都有史实的依据，他写作的范围涉及从隋唐到近代的中国历史，其间的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都被写到。可以说，他以文学的手法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另一种独特的视野。对于许多读者，正是通过梁羽生的作品，才对历史发生兴趣并有所认知。
梁羽生认为：“虽然小说家笔下所创造的历史未必会有确切的事实根据，然而历史的真实和文学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真实，是有连带的因果关系的。”“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同，历史家要叙述实在的事件，如果某人没有做过某事，那就不能生安自造。可是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却不必每点上都吻合历史事实，小说的作者可以写可能发生的事实。举一个例子说，根据近史，康熙皇帝当然并没有杀死他的父亲，可是在小说里却是可以这样写，因为以帝王阴毒的特性，他杀父亲并不稀奇。而且在历史上，帝王家族骨肉残杀的事实，真是数不胜数。……当然在小说中也不能歪曲历史，若把秦桧写成忠臣，岳飞写成奸臣，那就应受责骂了。但在写秦桧之奸时，却可以根据想象，把他奸恶的脸谱，更鲜明的画出来，例如写他怎样和敌人勾结，怎样算计岳飞等。把历史通过艺术的安排，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更具体生动，这就是对涉及历史人物创作的要求。”
梁羽生对于中国历史颇有心得，熟悉一般的正史之外，还了解很多野史和传说，而且还熟稔不同朝代的官僚制度、民间风俗、社会心态等等。例如，读他那些以南宋为背景的作品，我们对那时的民族矛盾，双方统治阶级的情态，民众的心理等，都会有深切的了解。
他写了许多真人真事，如义和团、武则天、魏忠贤。纳兰性德等等。他不仅写出了这些人和事的丰富性与生动性，也写出了自己对这些人和事的独到认识。
《龙虎斗京华》的背景是“义和团之乱”。义和团形成于十九世纪末，面对西方势力的入侵与清政府的腐败，它艰难地作出自己的选择。最终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并以极其迷信的方式抵御西方人，成为近代史上一次非常复杂的群众性运动。既有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自然流露，又有下层民众极端排外的蒙昧心理。在不同的历史书中，不同的史家、作家笔下，对于此次事件，有不同的说法。鲁迅曾经认为“义和团”体现的只是一种兽性的爱国主义。
梁羽生较深入地研究过义和团，他从小说角度表现这一历史事件时，极其深刻地描画出义和团所处的悲剧性历史环境，以及义和团内部“灭清”“扶清”“保清”三派的相互矛盾与斗争。在那样一种混乱的局势之中，个别“英雄”的真知灼见、卓绝才华，都无济于事，只能付之流水。
在结尾他写道：
中国在咆哮，大地在震撼。中国朴素的农民，第一次在全国范围之内，拿着大刀、长矛。大棒、锄头，展开了对外来侵略者的抗议。是的，他们简陋的原始武器，抵挡不了八国联军的枪炮。然而他们的行动，表现了中国老百姓的精神，他们不能忍受任何人骑在他们的头上，谁敢欺侮他们，他们就要和谁拼下去。
经过了义和团的事件，西方列强，也感到中国人是不容易对付的了。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当时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瓜分一事，实属下策。他也不能不震撼于中国民众的不可轻侮了。
义和国失败了，但这失败却是另一成功的起点。他们退出了城市，退入了乡村，不再是几十人的小集团，而是结合着数十数百万人的大部队。火种没有熄灭，火种埋在民间。
在李来中退出了北京时，他才感觉到柳剑吟以前劝他不要入北京的话是对的，他们还没有条件进入大城市。他们应该做的是生根在广阔的农村。
京津失陷之后，混入义和团中的坏份子完全清洗出去了，而满清政府也完全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对外馅媚，对内镇压的面目。它竟然和联军一起会剿团匪，中国老百姓，又受了一次大教训：封建的统治者，是无论如何不能信赖的。
时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梁羽生笔下的义和团，更多地展现了农民运动的正面意义。而梁氏的议论及观念，似乎也受到当时正在大陆兴起的新进的历史观（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影响。
再如《女帝奇英传》，写的是武则天的故事。
关于武则天，各种史书、文艺作品历来褒贬不一，但总的来说，在男权话语占主导的社会，对她的谴责远多于赞扬，尤其是在两性之事上，更将她说得污秽不堪。
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否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王权下，她如何能取得政权？又如何能将天下治理得太平繁荣？她也是一位女人，具有一个女人所具有的一切情怀。
梁羽生正是从人的立场，从客观的历史立场，来重新看待武则天。于是，在他的笔下，武则天成为一名光彩照人的女政治家。她的仇家如上官婉儿为她的气度、胸怀折服，放弃了复仇的念头，而成为则天皇帝的心腹。梁羽生也写出了一名卓越女性的寂寞，甚至无助。虽得了天下，并得到天下百姓的称赞，但真正能理解她的人，又有几许？
没有对唐朝历史的深入探究，没有对于史料的全面把握，梁羽生不可能写出这么一个形象鲜明、血肉丰满的武则天。
另外，梁羽生还写过纳兰性德、魏忠贤等大批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在正史中都只是被简要地记述，而到了梁氏的小说中，他们的内心活动，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变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原来魏忠贤有个私生女叫客娉婷，岳飞则有个外孙女叫张雪波，嫁给了金国的贵公子，……诸如此类，也许并不实有其事，却令平面的历史人物变成立体的，生活于人性空间的真实人物。正史中留下的空白，小说家以其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加以诗意的填写。
总的来看，梁羽生对历史素材的选择，倾向于民族冲突、朝代兴亡之际的风云变幻及人事沧桑。这也许与梁氏对近代中国的关注与思虑有关，借历史来化开心中块垒。他的字里行间，也确然引起读者联想到近代中国的情势，尤其引起读者的“家国之恨”。一方面是异族的侵略、蹂躏，另一方面是本民族政权的腐败、堕落。如何挽救国家？而国家又在何处？
就历史观而言，梁羽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间文艺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忠与奸的划分，主导着对于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为重要的是，他十分强调抽象的“人民”两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与人民对立的是官府，是残暴的入侵者。正是基于为人民代言的信念，梁羽生确立了他小说的主题：为人民的安乐而奔波、而斗争。
但是，梁羽生并没有进一步思考：“人民”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如何与实在的、活生生的人群相和谐？“人民”是谁？在哪里？“人民”的意念是不是共通的？
历史的发展，恐怕并不单单是人民与官府之间的对抗而促成，还有许多无法界定的人物事件、无法言说的刹那，等等，编织着复杂的历史。这正是需要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文学家们深入研究探讨之处，有待更深刻的剖析与解释。而梁羽生看来尚不具备这种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