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末年，宫庭权争，满汉冲突，矛盾紧张。一个复杂的历史舞台，上演着一幕幕传奇的戏剧。
《白发魔女传》的故事发生在明代神宗至崇祯年间。那是明朝由盛向衰的年代，是一个诡异的、动荡不安的年代。在人事的纷扰中，在无数的路口，历史显得步履蹒珊。
故事的主线是写玉罗刹与卓一航的情路波折，但整个背景由三种冲突和争斗烘托而成。
汉民族与当时满族之间的种族纠葛，这种纠葛还引起了其他民族的艰难选择。小说的一开头就设置了悬疑，王照希的岳父孟灿老前辈一向为人耿直，为何进宫当了太子的侍卫？原来他是想寻找满州鞑子在宫内的奸细。无奈毫无收获，只知道应修阳一个人是满族的内应。
满汉之争将人们划成二类：一类是正义的爱国的，另一类是邪恶的、叛国的。所以，连魏忠贤在小说中也成了满州的特务，似乎全是小说家言。
熊经略、袁崇焕这样的边将自然被视为英雄。一般的民众只需一听说此人私通满洲，就会义愤填膺。红花鬼母在江湖上属于正邪参半的人物，但弄清丈夫是与一帮汉奸搅在一起后，也翻然醒悟，不愿替他报仇。
在梁羽生看来，这是原则的问题，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每个人都应以国家利益为重。
从玉罗刹到普通的百姓，都在为国家的安危担心，并且尽着个人的绵薄之力，试图扭转乾坤。
然而，在皇宫内，却在为着权力而厮杀，这就是小说中的第二类冲突：宫庭的权力之争。中国的皇权是家族式的统治，温馨的亲情一旦介人野心、占有欲，就会变成最残忍的自相残杀。
梁羽生对于这种宫庭内哄十分厌恶。太子常洛铲除二皇于常洵后，洋洋自得，使卓一航不寒而栗：
太子赐他平身，叫人端一张凳子给他，就叫他坐侧旁，微笑说道：“经过昨晚的纷扰，大功总算告成，外有廷臣，内有宗室，还有煌煌祖训，不怕父皇不惩治他们。你也辛苦了，咱们且饮酒看技。”
卓一航听了这一番话，悚然有感，心想：二皇子虽然不肖，但兄弟骨肉之间总不必如此猜疑忌克。太子把想谋叛的弟弟捉了，本是应该，但这样幸灾乐祸，却非人君的风度，不觉想起了《左传》里“郑伯克段于鄢”那段文章。那里记载的郑国两个皇子，也像令日的太子与二皇子一样，为了争位，哥哥把弟弟捉了。那个弟弟共叔段比今日的二皇子常洵还要胡作非为，而郑庄公则要比太子常洛宽厚。但《左传》还是讥讽郑伯克以机谋施于骨肉。卓一航暗暗心寒，又想起孟灿为太子而死，而太子听到死讯，却一点也不哀悼，不觉把投靠的意思消去一半。
卓一航的父亲正是这类权争的牺牲品，难怪爷爷临终前告诫他：“你以后不必应考了，就在家中读书务农吧。”
官场险恶，不单单要面临各种暗算、阴谋，无端端地掉进陷阱，还要面对自己本性的异化。中国的官僚体制造就了告密、腐败等传统，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官场，也是身不由己。再优良的人，在官场泡上一年半载，也会变得对丑恶麻木不仁，变得忠言逆耳，而沉迷于阿谀奉承。
所以，中国古代的江湖之道是绝对排斥官僚的，因为他们坚信：一旦作官，就已违背人性，走向堕落。少林武当派也罢，草莽绿林强盗也罢，都是以与官府来往为耻。一方面固然表明了自身的独立品质，表明了对于权贵的不屑，而甘愿平淡，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于官府道德质素的怀疑和不信任。
《白发魔女传》中的官僚世界，是一个腐朽而淫糜的世界。即使像卓仲廉这样的“清官”，“不必如何贪污，那钱粮上的折头，下属的送礼，也自不少”。当了官，不贪而贪，不坏而坏。
小说中官场的中心在皇宫，而皇宫的斗争中心则围绕魏忠贤而展开。魏忠贤被作者写成奸臣的典型，他毫无品格可言，见风使舵，里通外国，所作的一切，只不过为了一己的私欲。他原是郑贵妃的同谋，但当太子抓住私自进京的二皇子常洵（即郑贵妃之子），他看到大势已去，便突然倒戈，声称自己与郑贵妃一伙亲近，是为了套取他们的罪证。从而骗取了太子的信任，并进一步与客氏串通一气，把持朝政，几乎凌驾于皇帝之上。
小说中的宫庭竞争以魏忠贤为一方，以熊经略、顾宪成、杨涟等为一方，就是所谓的忠臣。当玉罗刹去救杨涟时，他宁死不从，虽然不免愚忠，气节却可敬可佩。
当魏忠贤死后，宫庭斗争便退为极其次要的地位，在小说的下册，卓一航与练霓裳的感情波折成为重点戏。
第三类冲突是阶级的冲突，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下层平民与上层统治阶级的斗争。小说中李自成只是短暂露面，却英姿勃发，不同凡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玉罗刹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那少年将军的一举一动，全在她的眼中，心中奇道：“怎么宫庭中也有如此英雄人物！”
李自成翻身下马，招手请玉罗刹下来，同坐在地上，正色说道：“满州图谋我们中国甚急，边关形势极紧，这你是知道的了？”玉罗刹道：“边防之事与这批珠宝有何关系？”李自成道：“你听我说。先前我还不知道这番人身份，所以也想劫他的珠宝充当军饷。现在查得他是南疆罗布族大酋长唐玛的儿子，唐玛是南疆各族盟主，若然他的儿子被杀，珠宝被夺，他一定把这笔账算在明朝皇帝头上。说不定就要起兵报仇，那时东北西北都有边患，由校这小子，可挡不住！”玉罗刹默然不语，一时还想不过来。李自成义道：“我们虽然也与明朝皇帝作对，可是若然异强入侵，那么我们就宁愿与官军联合，共抗异族的，你说对么？”玉罗刹点了点头。李自成道：“所以不能再替明朝皇帝再开边衅。可惜的是由校这小子糊涂透顶，勇于对内，怯于对外。抽调大军来打我们，却不整顿边关，连熊廷粥这样得力大将都罢免了。”玉罗刹不觉心折，觉得李自成气度之广，见识之高，殊非常人所及。笑道：“可惜你替皇帝小子打算，他却要派兵打你。”李自成道：“那是他的事。”玉罗刹又笑道：“看样子，只是满州，明朝就挡不住。你还是赶在满州兵入关前之前，赶快打到北京吧。由你来做皇帝，就不怕满州兵入侵了。”李自成哈哈笑道：“皇帝人人可做，若然由我来做，可以保住神州，那么就做做也无所谓。”
在那样一个混乱复杂的局面中，农民领袖李自成却有这样的见识与心胸，俨然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看来，在梁羽生的心目中，民族主义始终是主导的、决定性的。当面对异族的侵略时，任何矛盾都必须隐忍，而服从民族斗争的需要。
民族之间的、宫庭之间的、阶级之间的相互较量，将人世的血腥与宿命显露无遗。每个人都淹没在欲望之中。而无论怎样，成也罢，败也罢，结局都不过如此。
情爱的生长恰恰就在这样的人世间。爱与仇，繁衍与毁灭，纯洁与肮脏，超越与堕落，形成了紧张的对比。
小说的历史构架完全取自正史的材料，没有半点虚构。许多人物也真名真姓，其基本的生平事迹也与正史相符。主要的有这么几个人：
魏忠贤，生于1568年，死于1627年，万历时入宫的宦官。1620年，嘉宗即位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后又兼掌东厂，勾结熹宗的乳母客氏，专断国政。1625年兴大狱，杀东林党人杨涟等人。自称九千岁，下有五虎、五彪、十狗等爪牙，从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都有和党。宗帧即位后，逮捕了魏忠贤，魏畏罪自杀。
熊廷粥，生于1569年，卒于1619年。万历四年任辽东经略。当时满清崛起，他召集流亡，整肃军令，训练部队，加强防务。在职年余，满清不敢进犯。熹宗即位，魏忠贤专权，他受排挤去职。1621年辽阳、沈阳失守，又被任为经略，而实权落入广宁巡抚王化贞手中。王化贞轻敌，不受调度，结果大败溃退。熊廷粥以此被斩首冤杀。
杨涟，生于1572年，卒于1625年，万历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天启四年，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次年为魏诬陷，死于狱中。
崔呈秀，生年不详，死于1627年，万历进士，曾想依附东林党人，遭拒绝。1624年因为贪污被革职，却巴结上魏忠贤，成为魏的养子，一起密谋陷害东林党人，做了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魏忠贤事败后，他也自缢而死。
另外还有左光斗、袁崇焕、阮大铖、高攀龙、孙承忠、洪承畴、李自成、李岩、红娘子、张献忠等，都是《明史》中有记载的人物。而且，小说中叙述的事，与《明史》的记载基本吻合。
当然，梁羽生也添加了一些戏剧性的因素，最多的是魏忠贤。写他与客氏在入宫前即已私通，并有一个私生女客娉婷。这些恐怕都是野史之类，正史中并无此事。但这样的加工，使魏忠贤这个形象变得更真实，在奸诈卑鄙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他作为父亲的一面，作为一个人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人情一面。而客娉婷作为客、魏的私生女，却厌恶父母的丑行，决然离开他们，走向江湖，走向正义的事业，使得小说的情节更加曲折、刺激。玉罗刹闯进皇宫救杨涟，以及他与李自成、李岩夫妇的相遇场面，都是作家想象的产物，却将一些熟悉的历史人物变成了可以感触的真人。
小说还写到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例如晚明三大奇案中的“梃击案”与“红丸案”。经过一些小说手法的处理，两件奇案的脉络清晰而引人入胜。
梃击案发生在1615年，一个叫张差的人手执木棍，闯进太子（光宗）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被捕后供称得到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的引进。当时的人都怀疑郑贵妃想谋夺太子。神宗与太子没有深究此事，将张差、庞保、刘成三人杀掉了事。
红丸案发生于1620年，光宗即位后生重病，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下泻药，病情反而加重。鸿胪李可灼进红丸，自称仙方，光宗服后即去世。有人怀疑神宗的郑贵妃指使下毒，引起许多争议，结果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魏忠贤得势后翻案，免李可灼遣戍，崔文升晋升为总督漕运。
梁羽生对于这两大奇案有自己的看法，他让一些虚构人物参与其中，煞是好玩。红丸案中的红丸与少林寺的秘制药品有关。无赖胡迈孟飞只骗得两颗，一颗吞进肚内，另一颗献给李可灼，皇帝吃后果然龙体大健。于是，胡、孟又仿制一颗进献，没想到仿制品要了皇帝的性命。这当然是虚构的，却对小说的情节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身怀绝技的武侠人物来往于边塞。宫庭、中原大地，他们向往的是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安定的世界，他们憎恶战争、阴谋。然而，他们却不能真正进入真实的历史，因为真实的历史是：满州人人了关，奸臣当了道。这是武侠小说本身的悲剧。假如真的有玉罗刹、岳鸣珂、卓一航等这样武艺超群、胸怀正气的大侠，他们为什么不干脆把昏君、奸臣统统杀死？为什么不把满州的侵略者拒之于门外？
梁羽生在作品中为玉罗刹没有谋杀魏忠贤找到了借口，却终究不能说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