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帝奇英传》共三十二回，约五十万言，是梁羽生的力作之一。
小说写唐代武则天临朝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从而遭到了李唐王朝忠臣们的一致反对，一些江湖败类、社会渣滓和政治野心家则乘机发难。皇室后裔李逸文武双全，他决心恢复李姓江山。可是，他在谋事过程中却发现起事者、追随者大多是用心险恶之辈，而自己的政敌武则天却治国有方，才干超群，知人善任，襟怀大度，深得人心。“惜宇内英贤，尽归明主；叹天京神器，竟属他家。”失望之余，他又从内心里佩服武则天。他青梅竹马的知心伙伴上官婉儿本来想刺杀武则天，结果却为武则天的真诚与仁慈感化，甘心为武则天服务；武则天的侄女武玄霜又数次救了他的性命，与他结为风尘知已。凡此种种，终于使李逸放弃了推翻武则天的念头，远走异乡隐迹。突厥国阴谋入侵中原，暗中与武承嗣、武三思等人私通，并企图拉李逸作幌子。李逸在大是大非面前十分坚定，他与武玄霜、符不疑、谷神翁等人同突厥大汗、武承嗣及百忧上人、天恶道人等武林败类展开了殊死搏斗，粉碎了他们的阴谋，然而自己却为此献出了生命。
《女帝奇英传》又名《唐宫恩怨录》，是一部借历史背景来表达作者创作意图的武侠小说。作者巧妙地借用历史来描绘江湖，在刀光剑影中陈述作者本人对历史的深刻思维；通过江湖人物的是非善恶争斗，讲述着娓娓动听的传奇故事；通过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的情仇恩怨，表演着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塑造了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具有很高的文学品位和艺术价值。
历史与传奇
中国传统小说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很深，以至于古人往往将小说与历史著作混为一谈。至明末清初，大评点家金圣叹将小说与历史著作加以明确区分。他说：
《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金圣叹认为，历史著作是“以文运事”，即用语言文字去描述历史上的实事，着眼点在“事”（史实）。小说是“因文生事”，是根据艺术形象和整体结构布局的需要去创造故事情节，重点在于“生”（艺术虚构）。
这就是两者的根本不同。
金圣叹进而指出历史小说与虚构小说的差别，认为历史小说比不上虚构小说。他说：
《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
他认为历史小说过于拘泥史实，影响了作家艺术想象力的发挥。
与金圣叹同时代的评点家毛宗岗对此的看法与金氏很不相同。他在《读三国志法》中说：
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事，无容改易，而率能匠心之为难也。
毛宗岗也看出了历史小说与虚构小说的不同之处，但他的结论却是，历史小说正因为有局限，所以比虚构小说难写，更需要作者有艺术匠心。
金氏与毛氏的观点，在后世都遇到了各自的知音，二者孰优孰劣，此处且不管它。我要说的是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有很大差别，而其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历史小说家的艺术匠心着眼于如何巧妙地“叙一定之事”，武侠小说家的艺术匠心着眼于怎样合理地创造出“无中生有”。
然而，《女帝奇英传》这部小说却有点特殊。它当然是一部武侠小说，但是，它十分讲究历史背景，对史实有着十分明显的依赖性。它将历史与武侠奇妙地融为一体，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历史武侠小说”。
作为历史武侠小说，《女帝奇英传》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历史背景与武侠故事熔于一炉，在重现的历史环境中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武侠故事。
武则天改唐为周，临朝称帝，这一举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李唐皇族以及忠于李唐王朝的人固然竭力反对，许多深受封建观念熏陶的人也表示反对。然而，武则天刚强机智，颇有治国才能，其统治并没有因帝位易姓、女子为君而引起整个社会的祸乱，反而在她统治的半个世纪里，政权得到了切实的巩固，所以，也有不少人拥护她。于是，在当时拥护派和反对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梁羽生抓住这一引起极大争议的历史问题，“别出心裁”地加以处理，把江山应归属李姓还是武姓之争论巧妙地移置于虚构的“江湖世界”中，通过江湖人物的种种动机、心态、争议、械斗，来作一番实际上是钩稽史实的新解。书中几次重要的事件，如峨眉金顶英雄会，李逸行刺武则天，武玄霜千里沙漠寻旧人，突厥王廷中的武林盛会等，都是围绕着对武则天改唐为周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小说中众多的江湖豪杰也正是通过对这一中心事件的参与，表现出各类江湖人物道德品格的“正”与“邪”、思想境界的高与低、心灵世界的美与丑、言行举止的善与恶。
另一方面，生活在当时历史环境同时又生活在虚构的“江湖世界”中的小说人物，他们的身世、心境、经历、人生观、功利观乃至人物命运，无一不涂上历史色彩，以至作者虚构的有关书中人物的种种传奇故事也都深受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具有“历史意义”，尤其是李逸、武玄霜、上官婉儿、长孙璧等人悲欢离合的感情经历和归宿，更是在当时历史环境和“历史观念”下演出的人生悲喜剧。
《女帝奇英传》作为历史武侠小说的特点之二，是小说将实有的历史人物与虚构的江湖人物共存于一体，使历史人物传奇化，江湖人物历史化，从而使小说的历史氛围更加浓郁，甚至可以以假乱真地“再造历史”。
武则天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小说依据史实写出了她的通文史、多权谋、注重发展经济、知人善任；但对她的另一面，如任用酷吏、滥杀无辜、亲近小人、耗费民力大修庙宇等，或只字不提，或轻描淡写，甚至将责任都推给别人，武则天只是日理万机，没有及时对此加以过问而已。
再者，小说更夸张地描写了武则天的宽容大度、远见卓识、励精图治和为国为民，甚至加以美化，而这些夸张和美化又被作者巧妙地溶入历史背景中，似乎极具历史依据。作者又对一些史书早有笔录之事，如毒杀太子、清除异己等进行稽古钩玄的“演证”，大做翻案文章，虽是小说家言，写来却煞有介事，几可乱真。作者在进行“再造历史”的同时，对整个历史环境又能如实把握，写出武则天的理政平乱的功绩和被迫交权的命运。作者对这一人物的描写，是将其置入“历史真实”的大框架中去进行符合己意而又不失分寸的修改，使其既不违背历史面目，又有着相当的小说“个性”。
上官婉儿也是有史可查的人物，《新唐书》《旧唐书》都将她列入《后妃传》中。这一人物确如小说中所说的有文才、协助过武则天，但她并不会武功，也不贞洁。史书说她与武三思、崔湜浉等人淫乱，最后死于宫廷斗争。作者塑造上官婉儿时，采取“迂回战术”，只选择她嫁给太子之前的一段少女生涯大写特写，巧妙地回避许多不必要情节。这样，上官婉儿这一人物形象既是小说中重塑的江湖奇女子，又与史书记载并不产生冲突，作者成功地将这一历史人物“活用”了。
对于小说中虚构的江湖人物，作者又将他们的思想观念、言行举止纳入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使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与历史合拍。恶行者与毒观音无疑是虚构的江湖人物，在小说中，他们受命于历史上的叛臣裴炎。他们为了打击武则天，受裴炎指使刺杀了太子。书中详细地写了裴炎的奸滑、恶行者与毒观音的残忍、社会舆论的误传、人言的可畏。似乎在这一事件中，武则天是蒙冤受屈，真正的凶手是裴炎、恶行者、毒观音。恶行者与毒观音勾结历史人物裴炎，杀害了历史上的确被杀害的太子，蒙骗了社会舆论，中伤了武则天。经过梁羽生这一番钩稽，历史理应改写自不必说，恶行者与毒观音这两个虚构的江湖人物也大大地“历史化”了。
小说中这类虚构人物“历史化”的例子很多。如李逸、武玄霜、长孙璧等人所做的所想的，都与其身世、教养、经历一致，也与有史可查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人物既有个性，又与历史环境吻合，自然是被“历史化”
了。
在小说中，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虚构人物，他们都是作家塑造的艺术形象，都处于作家创造的艺术的假定情境之中，具有同样的艺术功能和文化功能。作家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或称艺术符号）去描摹世态，解释人生，揭示人性。在这一层面上，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都是作为一种文化艺术符号为作家创作服务的，二者并无差别。不过这样一来，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合二为一了，历史背景与武侠故事融汇贯通了，小说中的武侠部分“历史化”了，历史部分也有了“武侠色彩”，于是，小说历史与武侠兼美，既好看又耐看，成为别具一格的武中有史、史中有武、武史合一、亦史亦武的“历史武侠小说”。
国事与私情
国事为重，私情为轻，这是梁羽生武侠小说的感情基调，也是《女帝奇英传》这部小说的感情基调。儿女私情服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是《女帝奇英传》的感情主流，在这主流之中，也时而翻动美丽的令人心醉的感情浪花，展示出感情世界的微妙和复杂，使我们可以从中咀嚼和品尝那令人神往又惹人神伤的感情的酸甜苦辣。
李逸与上官婉儿青梅竹马，身世相仿，性情相近，彼此引为知己。武玄霜数次救过李逸性命，对李逸关怀备至，情深意切；李逸对她从恨到敬，由敬生情，情真意厚，萦绕于心。李逸也曾经想过要在她们两人之中选择一人作为终生伴侣，然而好事终未能偕。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国仇家恨成为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只能在两岸彼此观望，泪眼盈盈，终于没有一跃而过的勇气和决心，因为，在他们各自的心目中，国家大事毕竟重于儿女私情。
李逸与上官婉儿之间本来是不应有隔阂的。只因上官婉儿上京行刺武则天，反而被武则天的人格所征服，甘心为其服务，做了武则天属下的女官，两人之间的矛盾也由此而生。当李逸得知上官婉儿做了武则天的记室之后，心中“无限失望，无限悲痛，但觉热血沸腾，不能自已”。书中有一段两人在宫廷中相见的情形：
多少日子以来，李逸就渴望着见婉儿一面，渴望着与她互诉衷肠，然而在此时此地，尤其在他刚刚见了那一幕“读檄文”的情景之后，忽然间他觉得婉儿离开他很远很远，远得就像一个陌生人似的，他好像理解她，然而又实在不理解她。这时，纵有万语千言，却都梗塞喉头，半句也说不出来。
上官婉儿缓缓说道：“李逸哥哥，天后对你其实并无恶意..”李逸双眼一睁，忽地大声叫道：“不要说啦！你回去做你的女官，别再管我！
我更不愿意见到你在我的跟前来做说客！”
上官婉儿面色发青，咬着嘴唇，泪珠儿在眼眶里打转，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李逸极力抑制住心头的激动，淡淡说道：“玄霜，多谢你又一次放了我，我可不能报答你啦。婉儿，我后悔与你重逢，从今之后，你只当这世上再没有我这个人，我也将你当作死了，今生今世，我与你路隔云泥，你也不必再望与我见面了。”
上官婉儿背转了面，“哇”的一声，轻轻地哭了出来，她知道除非是自己跟着一同走，否则只怕是真的不能再见了。这刹那间，她心中已反反复复转了无数次念头，终于还是留下来，待她转过身时，李逸已经走了。
少年知己，相逢陌生，一己私情，终被抛弃。上官婉儿后来面临婚嫁选择，她想得到李逸的意见，其实，她所以如此，只是为求得心理平衡而已，李逸不会娶她，她也不会嫁给李逸。虽然此时两人之间已不存在政治障碍，但李逸知道她要嫁给太子，还能与她结合吗？上官婉儿可以不爱太子，却不能不嫁太子，因为她不能拒绝武则天以辅佐朝政、为民造福为理由的请求。
李逸与武玄霜亦如此。两人互相倾慕，情思爱意铭刻于心，可是武玄霜是武则天的侄女，李逸是李唐皇族的子孙，两人是政治上的仇敌，只此一点，就足以使两人不得不忍痛熄灭各自心中的爱火了。
李逸最终与长孙璧结合了。两人的婚姻可以说是少男少女日久生情，也可以说是李逸刚经受感情的打击，心中有一种悠悠的情思和无可奈何的怅惘，需要寻求感情上的避风港，而更重要的，则是两人身世、经历相同，政治态度一致，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李逸在婚后的生活中，虽然忘不了武玄霜和上官婉儿，对长孙璧的爱还是真心实意的。长孙璧则不同，她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爱河之中，对李逸是完全彻底的爱的奉献。
她对李逸的爱近似冲动、迷狂，她可以放弃一切，包括复国报仇，但决不能失去爱。正因为此，她的爱又是苦涩的。她在婚后的生活中始终笼罩着阴影，她的内心深处始终藏着隐忧，那就是害怕上官婉儿或武玄霜会来夺走李逸。长孙璧不可谓不坚强，她“这一生中遭遇过无数的灾难，哥哥的失散，父亲的死亡，万里逃亡，荒山结宅，风霜雨雪，颠沛流离，这些苦难，她都‘挺’过来了”；可是，她的感情又太敏感、太脆弱，当她看见武玄霜来找李逸时，她竟惊慌失措，六神无主。她的爱是热烈的，却又是艰辛的，有欢乐也有痛苦，有坚贞也有隐忧，其中的甘甜和苦涩，恐怕只有她自己最清楚了。
越深便越痛苦，感情越坚贞便越遭磨难。长孙璧婚后的痛苦、隐忧、疑虑，来自她对丈夫深深的爱，她爱得太深了，生怕会失去他，由此而过于敏感，受到压抑。李逸婚后不能说不欢乐，他若从此便忘了过去的感情经历倒也罢了，无奈他偏偏忘不了，心中时刻会想到武玄霜、上官婉儿，于是，他难免时时沉思、闷闷不乐，甚至一听到她们的消息，心灵就会产生震颤。
李逸与长孙璧是如此，上官婉儿和武玄霜又何尝不是如此？上官婉儿自与李逸重逢，情系魂牵，数年不变，并为之寝食不安，形销骨立，即便在面临婚嫁之际，仍念念不忘李逸，欲得其一言而定终身，情真意坚犹如书中那首情诗：“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调，偷封蓟北诗。书中无别意，但怅久离居。”武玄霜对李逸的感情并不亚于上官婉儿。为了李逸，武玄霜几度援手，千里护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了李逸，武玄霜深入虎穴，万里追踪，经霜更显傲寒心。李逸病榻前，她“满面泪痕”，“心如刀割”；李逸死后，她奉命抚孤，与其子相依为命，为心上人贡献出毕生的青春。
如果说李逸是爱之博而心劳的话，那么武玄霜等人则是爱之深而心苦了。为了爱，他们虽然心酸过，心碎过，怅惘过，忧愁过，但他们毕竟爱过，毕竟有过，毕竟经历过。爱得愈坚贞，心灵就愈受磨难，愈加净化，愈加升华。呜呼！“情”为何物，一至于斯！
正衬与反衬
金圣叹读《水浒传》“武松打虎”一段，评曰：“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已妙不容说矣。”金圣叹将“虎”与“人”等而视之，认为文章写出了虎的威猛，才显出人的神勇。金氏在这里所赞赏的是“用衬”。
“用衬”是一种艺术手段，毛宗岗又将其分为两种：正衬和反衬。他在《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五回回首总评中说：
文有正衬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巧，是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譬如写国色者，以丑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觉其更美；写虎将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觉其更勇。读此可悟文章相衬之法。
毛宗岗认为“正衬”优于“反衬”。其实，就艺术手法本身来说，正衬和反衬并没有高下之分，关键在于如何运用。
《女帝奇英传》中，以“相衬”的手法刻画人物不在少数，其中特别出色的是第五回“峨眉金顶英雄会”和第六回“青剑红绸女侠来”。
第五回中，众豪杰争做武林盟主，李逸以匪夷所思的暗器手法镇住了河南卫城的孟秋元，以精纯的内功折服了山东饮马川寨主雄巨鼎，以精妙的轻功拳招胜了青州东方白，以高超的剑术打败了黄鹤道人与青松道人的联手剑法。小说以众豪杰映衬李逸的武功高超、武艺全面，有教养，有气候，有定力，犹如群星捧月，光照四野。这是“正衬”。
李逸与众豪杰的比武，由易而难，对手武功一个高过一个，武打场面也越来越凶险，但李逸的形象亦越来越不凡，及至与黄鹤、青松斗剑，更是将这种相衬推到了极端。物极则反。武立霜一上场，恰似一轮朝阳，李逸和场中各位则月暗星淡，黯然失色。作者有意处处将武玄霜与李逸相比较，说明“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之外有能人”。请看两人在英雄会中出场：
再过一会，月亮正挂在天心，忽听得一声长啸，众人俱都起立。那啸声初起之时，好像还在数里之外，啸声一歇，草坪上己现出了两个人，一老一少，老的是谷神翁，少的正是李逸。
忽听得一串脆若银铃的笑声，从山头上飘下来，抬头一看，只见在漫天磷火之中，一个白衣少女从对面的山坡上飘然而降，双袖飞扬，磷火流散，端的是玉虚仙子在群星间御风而行，佳人奇景，并成双绝！霎时间，全场寂然无声！
李逸的出场足以震惊全场：充沛的内功，绝顶的轻功，啸声方歇，身形已至。难怪众人“掌声雷动”、“一片高呼”。相形之下，武玄霜的出场更是惊世骇俗：银铃笑声起处，仙子踏虚而来，李逸相形见绌，群豪为之动容。“霎时间，全场寂然无声”。此时无声胜有声，比李逸亮相时的掌声、高呼更能震慑人心。
如果说李逸高亢的啸声、迅捷的身法是一种阳刚之美的话，那末武玄霜脆若银铃的笑声，“飘然而降，双袖飞扬”，“御风而行”则是阴柔之美了，而且是柔弱胜刚强！这是反衬。
接着，这类两相对比继续进行。李逸让雄巨鼎打三拳，第三拳将其甩出台下；武玄霜只是“衣袖一拂，借力打力”便将雄巨鼎“铁塔般的身躯凌空飞起，越过众人头顶，摔下草坪”。李逸托大，徒手和东方白过招，险些致败，武玄霜谈笑之间便将东方白一招狠辣的偷袭化解，并毁坏了他的兵器，使他扇断人伤，一败涂地。李逸与众豪杰动手过招，气度何等高雅，神态何等悠闲，然而一和武玄霜动手则“气得七窍生烟”，定力全无，反衬之下，武玄霜是何等的卓荦不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