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羽生看来，张丹枫是最完美的侠。
当一切都成了历史的云烟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追问：
“历史是什么？”
史学家们当然关注历史，但他们的精力聚集于王朝的命运和帝王的世系中，芸芸众生的渺小事迹提不起他们的真正兴趣。
哲学家们也关注历史，他们会说：“说历史是历史的判断还不够，必须补充说，每个判断都是历史的判断，或简言之，就是历史。”（克罗齐）“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海德格尔）但他们的思想烛照的，也是历史所包含的某些重大范畴。
文学家们亦时常被历史的光圈所迷惑。心甘情愿地充当了历史的谦恭仆人，为历史补白。“史诗”之称已很能显示文学与历史的最初渊源，而“讲史”乃是宋代“说话”之中最负盛名的一个家数，明清时代的演义小说中，历史故事更成了基本情绪。在今天，林林总总的历史小说更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部落。
只是一般的读者不会想到，在他们拿来轻松一下，消遣一下的武侠小说中，以往分量非凡的“历史”一词，会跟他们猝不及防地打了照面。
特别是在梁羽生的小说中。
将武侠小说的传奇故事与中国历史的具体真实背景结合起来，是梁羽生的首创。他的新派武侠小说，每部几乎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从盛唐到晚清，千多年浩瀚历史风云，在他笔下都曾波翻云涌，扑朔迷离。既有正史的不朽，更多的是野史的传神。他着眼的是江山，着重的是江湖。在描绘社会动荡，外忧内患，改朝换代，诸强纷争的特殊历史阶段，诸如“安史之乱”（唐朝）“土木堡之变”（明朝）以及金元对峙，元明之交，明末清初……等等风云翻滚的时代江湖儿女的可歌可泣，无人能出其右。
金庸开始走的也是这条路子，但没有那么纯粹；古龙到了最后，压根就不再跟历史打招呼了。
只有梁羽生，既是始作涌者，又是“坚持就是胜利”的坚定卫道者。
在新派武侠小说园地里坚持了三十二年之久，创作了长篇武侠小说三十多部计一百余册之后，有人问梁羽生：刀光剑影三十二年，笔下涌出的人物，何止百千，其中塑造得最好的是谁？
“还是张丹枫。”
那时的梁羽生，必定是带着笑意说的，有一分从容和几许满足。
《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
因为，写张丹枫的时候，梁羽生刚刚新婚燕尔，三十来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也许有点希望自己是张丹枫罢！”
这回梁羽生是哈哈大笑了。
确实，再没有一个人物能像张丹枫那样能倾注他的热情，符合他的理想，抚慰他的良知，渲泄他的忧患了。
吕四娘固然爱憎分明，侠胆义心，但她毕竟是“英雌”。
凌未风固然孤傲不屈，义薄云天，但偏偏失之宽容。
卓一航固然剑胆琴心，雍容潇洒，但又过于柔懦。
惟有《萍踪侠影录》中的相国公子张丹枫，志向远大，满腹经纶，才调高华，潇洒不羁，“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最能表现梁羽生治国安邦的抱负，抒发爱国爱民的博大情怀。
因为梁羽生实在也是一位“名士型侠客”。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把从少年时就激动自己的理想，都倾注到张丹枫这浊世奇男子身上去了。
这毫不奇怪，没有一个作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所创造的人物中，没有留下自己的思想的痕迹，生活的原型。
正如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张爱玲写出了《倾城之恋》，巴金写出了《家》。
梁羽生很自然就会写出《萍踪侠影录》和张丹枫。
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治过史，在史学家简又文先生门下接受了较长时间的熏陶，更因为他和许许多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于那样，秉承的是“经国济世”的文化价值观念，具有着强烈的社会道义感与责任感。而这种历史责任感几乎是与生俱来，深藏于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的。
据说，儒家是把世间社会问题和我们的私人生活、人身修养联系起来的，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是信奉“造物主”起家的。
许多西方人认为，上帝（即造物主）高踞在人类的头上，暗暗主宰着我们的灵魂；当它心情愉快的时候，它就能够把社会安排得井井有条，使统治者圣明而又谨慎，老百姓安定而又富足，整个世界都显得风平浪静。可是，当它一旦大发脾气，用一连串的战争和灾难，煽旺人类的卑劣习性，使统治者失去理智，老百姓丧失良知，社会就会一片黑暗，苦难无边无际。因此，此好彼坏，全都是上帝的一意孤行，人类哪里能主宰自己？
中国的儒学所倡导的正好相反，尤其是宋朝之后的儒学更是认为每一个人都该懂得，一个国家内的历史进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是以各种个人的内在观念为依据的。所以，就算是梁羽生他们那一辈人，在启蒙时所读的第一课，内容必定也有着下列的这一段话：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进道矣。
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因而在历史重大关头，当个人感情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且不可得兼时，无论怎样痛苦，怎样艰难，感情总要让位于道义，这已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共识。
张丹枫就是这种良史之忧氛围下产生的人物。
他既秉承了儒家文化的血缘——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又有着江湖儿女的豪迈洒脱——视功名利禄为浮云。
所以，他除了是一位才调高华的名士外，还是一个胸怀安邦志，铲除世间不平的快客，更是一个心连广宇襟怀坦荡的的民族英雄。
这当然值得梁羽生骄傲，试问，在数量浩繁的新派武侠小说中，还有那一位人物能集张丹枫的美德于一身，再进行超越？
但悠长的三十二年过去了，梁羽生依然要以张丹枫为傲，说明他也没能超越自己，最难灿的光华似乎只凝聚在张丹枫头上了。这对于一个责任感特别强的作家来说，是不是一种遗撼，甚至是悲哀？
梁羽生封笔至今也十年有余了，纵观他的新派武侠小说，张丹枫这个人物，依然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所以，我们也依然有话可说。
张丹枫所处的朝代，距今已有五百多年了，有人曾怀疑地问梁羽生，作为那个时代的贵族子弟，张丹枫能具有那么多进步思想么？
梁羽生当时的回答是商量式的，并不是那么断然肯定。但在今天我们看来，张丹枫这个形象，除了作者过于钟爱，赋予他的性格过分纯粹之外，其他的都是有着真实的可能性存在的，作者的本身条件和时代的环境都给这种可能性提供了相当好的机缘。
从梁羽生本身的师承来看，他除了酷爱中国文学，熟悉中国历史之外，对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也有很大的兴趣，涉猎较多。虽然他自喻说自己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才是现代的洋才子，但西方小说的影响在梁羽生作品中还是处处有迹可寻的。且听他的夫子自道：
……我们可以看到在厉胜男的身上有卡门的影子，卡门不顾个人恩怨，要求爱情自由，甚至死去也在所不惜；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利斯多夫的影子，金世道在未受谷之华的影响转变之前，那种情世嫉俗，任性纵情的表现，与克利斯多夫宁可与社会闹翻也要维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不也是如出一辙？玉罗刹的大闹武当山，敢与武当五老冲突，这与托尔斯泰创造的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礼会的虚伪，敢于和它公开冲突，两者在精神上也接近得很……
如此说来，梁羽生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实在是中国名士气与欧洲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结合。
按梁羽生对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文学巨匠的这么深刻的了解，他当知在贵族阶层里，清醒者绝不是寥若晨星的，何况中国也还有一个纳兰容若（性德）？
所以，也有人认为，张丹枫的原型，实在是清代的第一词人、相国公子纳兰容若。
是否如此，当是见仁见智吧？
不过，梁羽生对纳兰容若情有独钟，在另一部作品《七剑下天山》中，专门以很大的篇幅，很深的功力，刻画了另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我们过去，往往只是对纳兰词稍有认识，因为几乎所有的古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里，都会选到他的这一首词：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镫。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长相思》
但纳兰容若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有着如何的精神面貌，是否就如他词中所自况的“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相信许多读者是在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中才第一次窥见这个一生享尽富贵，却极厌恶由富贵生活所派生的虚伪无聊的贵族子弟的心灵与才情的。从这个层面上说，梁羽生除了是一个小说家之外，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因为他在尽情地想象个人的悲欢离合时，又尽可能将个人命运提升到历史的高度予以认识。
当然，具体的纳兰容若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有着另外更为详尽的论述。
还是回到张丹枫身上吧。
再从当时梁羽生写作武侠小说的处境来说，开始他写《龙虎斗京华》时，固然是偶然加匆忙，其中的缘起，许多看武侠小说的读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果说，一开始时梁羽生并没有要重振武侠小说雄风的野心，要开创一门“教派”的宏愿，那么，到了他的第八部作品《萍踪侠影录》，之前的《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等既已奠定了他的新派武侠小说鼻祖的地位，那么，张丹枫这个超级侠士的脱颖而出，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了。
他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具有着现代意识。现代观念当是预想中的事。
他是读者崇尚的民族英雄，若没有进步的思想，不俗的所为，何来让人景仰？
当然，现代人已越来越随波逐流，越来越显得凡俗了。何况，中国又不同于希腊，从来没有出现过史诗，甚至连渊源都找不到，但是，我们的史官文化却是脱胎于巫官文化的。
据考，远古的时候，巫官掌管御敌和祭祖——这无疑是两项大权在握的政治事物。史官逐渐代替了巫官之后，史官的职责之中依旧残留着参与社稷大事的功能，这也就是历史学家与崇尚政治情绪的广大中国人的政治情怀的始源。
所以，喜欢梁羽生作品的读者，有许多都是为他所杜撰编造的优美的政治历史童话所吸引而沉醉其中的。
张丹枫既是梁羽生的理想，也是他们的最爱。
他挑起了他们蕴藏已深的爱国情怀，以及日渐被凡尘掩盖的高洁情操。
梁羽生是把张丹枫放在国家的命运和一个家族称霸雄心的尖锐矛盾中描写的。他的先祖，其实和明太祖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都曾逐鹿中原，张家先祖以私盐贩子而崛起，却败于叫化子出身的朱元璋，被朱元璋沉尸长江。所建立的大周，也已风流云散，仅在苏州留下了快活林旧居和一个藏宝点。
张家的后代，直到张丹枫的父亲张宗周也以复仇为念，远避蒙古，数代帮助瓦刺整军经武，欲借瓦刺兵力与明朝再争江山。为此，不惜恶待明朝派去的使者，又闹出了一场苏武牧羊二十年的新公案。云靖一家家破人亡，全是拜张宗周所赐……正所谓，国仇未报，家仇又添。
张丹枫作为张家第三代，肩上所负的重担当是苦不堪言：明朝天子固然要防范他，云家后代亦要追杀他，而瓦刺国王也不见得会重用他。何况瓦刺国中还有一个居心叵测、凶残毒辣的太师也先在处处设梗，事事刁难？张丹枫可谓是步步惊心，时时留意。
他的侠士风度正是在这种蒺藜满布的环境中体现出来的，在几代人的苦心经营中，在残酷的现实提醒下，他渐渐看穿了父祖辈们为一家一姓争天下，不惜借助外族的做法，是狭窄自私、不顾百姓死生存亡和国家社稷利益的。为此，在明朝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下，他帮助曾留下一代英名于世的于谦抗击蒙古军的入侵。凭着一身惊人武功，滔滔辩才，肩负国家民族重任，奔波于塞北中原之间，屡建奇功。
他的名士风格也是在刀光剑影中确立的，在作品的第三回中，他才显身，显身之后有好长时间又神龙见首不见尾。他胸有丘壑，却从不矫情饰俗；能歌善饮，却不见轻浮；侠骨柔肠，却充溢浩然正气。
他的不拘性情，让人想起了同样善哭纵酒的另一典型——晋时代的名士阮籍，但他又绝不似阮籍以及稽康等人的消极避世。
他的才调高华，让人想起了长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大才子李白，但他又没有李白的过于恃才傲物。
他的心胸见识，让人想起了《虬髯客传》中的那位见李世民即“推抨敛首”的真汉子。但虬髯客献资产助李世民，是迫于“天命不可违”，张丹枫的献出藏宝，却是为了社稷平稳，苍生安宁。
所以，熟知梁羽生的龙飞立才在他的《剑气萧心梁羽生》中对此大加赞赏，说梁羽生的张丹枫要比虬髯客境界更高一筹。
所以，当七十年代的香港佳视首播《萍踪侠影录》连续剧时，千万观众都为陈强所扮演的张丹枫着迷。
在读者和观众心目中，张丹枫首先是一位民族英雄，他所被大众看重的，也是他的侠骨，而不是柔肠，虽然其实他二美兼备。
如此，云蕾等人的形象岂不成了陪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