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国之间，如何自处？
爱与恨之间，如何把握？
梁羽生的作品，是比较少去精心编撰纯粹的武林故事的。他也写绿林大盗，也写江湖儿女，但那往往是为他在外敌入侵、农民起义、政治动乱中捐躯赴国难的伟丈夫。大英雄而附设的。他们只是绿叶，陪衬的是张丹枫之类的红花。
这种风格，有好处，也有不足。
好处在于，主要角色一开场就光彩照人，从头到尾都集正义、勇敢、智慧和美德于一身，确实形象突出，且很容易挑起读者的阅读激情。并从而引发出人人心底上都有的但在寻常时态并不那么显露的审美情愫，诸如：公正、诚实、自由、勇敢、助人为乐、慷慨赴难的庄严等等。
人类有时候是要借助外在的一些东西去重新激活、支撑自己的。
在武侠小说的领域里，梁羽生的作品无疑最有条件担负起此种使命。
而缺陷在于，对主要人物的美化，度要把握得很好，否则，亦容易导致读者的疏离。
虽然在很久远的时候，即有“简单即美”的命题，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此命题往往仅在哲学意义上成立，却很难在实践的层面上得到推崇。
人类是崇尚越复杂越好的的动物。
例证之一：
远古的人类是不穿衣服的；在伊甸园中的亚当与夏娃，也仅仅是以稀少的无花果叶遮掩一下，便过着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的生活。越到后来，人类越来越走向虚假、张扬、摆阔，甘心情愿地受化工制品对身体的束缚、压迫，以至变形。不仅光灿灿如花叶般的绸缎类不穿了，连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田野上的微风细雨、五彩的阳光，真正的与肌肤温柔相亲的布衣也不穿了，反而去钟情那些晴纶、涤纶甚至是橡胶塑料制品，越加重生命过程中的紧张、拘谨与压抑、异化。
例证之二：
日本的典籍里，有一则日本禅师和中国禅师释禅的故事。
那时候，中国的禅师正和日本禅师同游獭户内海，那位日本禅师在这之前是曾经到过中国，亲炙过中国山水的。所以，在他们自己国土清洁的海面上，他很自豪地对中国禅师说：
“你看，这日本的海水是多么清澈，山景是多么翠绿呀！看到如此清明的山水，使人想起山里长在清水中那美丽的山葵花呀！”
颇为自负。
中国的禅师听闻此言，并不在意，反而微微一笑，说：
“日本海的水果然清澈，山景也美。可惜，这水如果混浊一点就更好了。”
这下轮到日本禅师惊异了，脸上写满了问号。
“水如果混浊一点，山就显得更美了。像这么清澈的水只能长出山葵，如果混浊一点，就能长出最美丽的白莲花了。”
中国禅师平静地解释道，日本禅师只得无言以对。
看罢这则故事，相信人们都觉得中国禅师的道行更高。尤其是中国人，因为自许污水里能开出莲花，所以恣情纵意，把水弄脏，也觉得理所当然。
这足可证明，人们总有在复杂的事物里寻求乐趣的欲望，战争的始作涌者是这样，平庸人生中寻求异常刺激的人也是这样，即便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也时时渴望着潇洒走一回。
所以，当现代人又开始复古，重新以多情的眼光去关注纯棉布衣，并认为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身穿干干净净的纯棉布衣的人，是真正的贵族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张丹枫，看看他是如何做到文武双全，德才兼备，形神俱美，内外双修，江山江湖齐管……是不是会有新的感悟？
其实梁羽生的作品中的人物也不全是那种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模式铸造出来的产品。
《萍踪侠影录》里，他就很用心地在侠与国运、侠与家仇、侠与爱情、侠与江湖的矛盾、冲突以及相容中，努力把握人物的个性形象及其独特心理。
张丹枫由蒙古到中原，由中原到江南，又从江南到蒙古，就像一匹神骏异常的“照夜狮子马”纵横千万里，到处留下他的萍踪侠影。
只不过，张丹枫也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他其实是为报仇而想到中原来刺探军情，以备有朝一日夺取大明江山的。他和云蕾一见钟情，所以，在两人被因石洞里的时候，他就对云蕾坦诚以告：
“我此次实是瞒着父亲，私逃回来的，事情只有我师父一人知道，中原武林的种种情形，也是我师父对我说的。我是中国人，我绝不会助瓦刺入侵，可是我也要报仇……”
“我入关之后，细察情形，明朝其实已是腐朽到极，要报仇我看也不很难。我若找到地图宝藏，重金结士，揭竿为旗，大明天下不难夺取。”
“皇帝也是常人做，一家一姓的江山岂能维持百世？不过我抢大明的江山，也不只是为了做皇帝，也不只是就为报仇，若然天下万邦，永不再动干戈，那可多好……”
“人寿有几何？河清安可俟，焉得圣人出，大同传万世！哈，哈，若能酬素原，何必为天子？”
霸气宏图在这个相国公子的心中是扎下了根的，祖先的仇恨，在年青的后辈身上也不那么容易断根，所以，当云蕾看不得他的狂态，忍不住说道：“做不做皇帝，那倒没什么希罕，只是你若想抢大明九万里的江山，不管你愿不愿意，只恐也要弄至杀人盈城，流血遍野。何况现在蒙古入侵，你若与大明天子为仇，岂非反助了瓦刺一臂？”
张丹枫一下子倒怔在那里。
从来都是这样的，每一场夺取政权的战争都是男人战死，女人伤心的，苦的都是平民百姓。
张丹枫何尝不知，却苦在心结难解，到了第十五回，他在写给于谦的一首诗中，仍是这种心态的抒写：
愁里高歌梁父吟，犹如金玉戛商音。
十年勾践亡吴计，七日包胥哭楚心。
秋送新鸿哀破国，昼行饥虎啮空林。
胸中有誓深如海，肯使神州竟陆沉。
直到在中原、江南盘桓了一段日子，深深感到云蕾的话是有道理的，加上出现了“土木堡之变”，听说朱家皇帝已被瓦刺所俘，才坚定了把宝藏献给明朝的决心。
土木堡之变发生在1449年，瓦刺大举向中原骚扰，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京营五十万大军出征。当年8月13日，明军在土木堡（今北京的怀柔县）被瓦刺破城而人，抵抗不了，连朱祁镇也束手被俘。这一事变，对于一心要找明王朝的麻烦，以报杀祖之仇的张丹枫来说，无疑是一个复仇立国的大好机会，但张丹枫却选择了令人惊讶的道路。
这边厢，他安排云重把刚掘到的张家宝藏悉数献给明朝政府以抵御外侵。
那边厢，他以民族危亡之大局为重，抛弃私家仇怨，铁骑千里从阴险毒辣的瓦刺太师也先手中救出了被俘的仇人后代朱祈镇，一片丹心可昭天日。
这一切，张丹枫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虽然其中不乏艰难险阻，也几乎有功亏一篑的绝望，但张丹枫最终都闯过来了，当然，是一步一步闯过来的。
但张丹枫闯过了国仇，却差点闯不过家仇。
《萍踪侠影录》说到底，也还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每一个武林故事里，几乎都有“复仇”这种故事元素。
甚至可以说，自有人类始，复仇故事便层出不穷。世代延绵。
谁说不是呢？西方的神话中专门有一个“复仇女神”，即使是最仁慈的上帝，在夏娃被蛇诱惑动员亚当一块吃了美丽的红苹果后，也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
复仇实在是人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最正常、最理所当然的行为。
正如人类有美好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一样，不是有“有仇不报非君子”的名言吗？又有谁不想当君子呢？
何况武林世界里并不是公平义气、鸟语花香的桃花源或乌托邦，而是强者为尊，刀光剑影，舞枪弄棒，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天地，腥风血雨，尔虞我诈，复仇危机触目皆是。
即便很有创新精神的梁羽生，也不能超脱于此种故事模式，如《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变来变去都变不掉那根尾巴，跳来跳去也跳不出如来佛的巨掌。
“所有值得我们歌颂的，我们都歌颂过了。所有值得我们挽救的，我们都挽救过了。”一个诗人如是说。这大约也可以比拟武侠小说在选择故事元素中某种近乎极限的窘境吧？
但无论怎么样，“我必须讲下去，我不能不讲下去，我愿意讲下去。”（贝克特语）
在这种两难的境遇里，张丹枫便只能被卷入复仇的漩涡中。
在这里，梁羽生还是作了一番努力的，因为他给张丹枫设计的漩涡，并不仅是一个，而是一个套一个，它们既有独立的流向，更多是相纠相缠的复杂与麻烦。
一方是国仇的樊篱，另一方是家仇的偏见，两方合力，都要耗尽张丹枫的心力。
在剪不断理还乱的际遇中，张丹枫凭着至上武功、滔滔辩才以及一颗丹心，消弥国仇。在民族死亡的关键时刻，保全了中原的版图，免去了一场大的民族战争。
但他却没有办法在家仇面前也手挥目送，潇洒从容。
所以，当云蕾被她的父亲一声冷冷的呵斥提醒，一手拖着父亲，一手拖着母亲，走进家门，把柴门砰的一声关上，再也不出来后，张丹枫的魂便掉了。
第二十七回中，有这么一段凄凉的描写：
张丹枫就这样如痴如狂地独自走上唐古拉山，第一日还有点清醒，记得自己此来是要找师父，第二日就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单独在这荒山之中。见着山花枯树，怪石奇峰，眼前都幻出云蕾的形象；听到流泉山涧的声音，也好像云蕾在呼唤他，然而这“呼唤”之声倏忽又变成了那“砰”的一声关门的声音。张丹枫永远忘不掉这个声音，这声音在追逐着他，他不敢下山，茫无目的地向山上跑，好像这样就可以躲开那个声音，避开那个令人厌烦的山下的世界。
这么一个一腔热血的奇男子，却闯不过冤冤相报的偏见，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却迷途于这小小的鸡虫之争……这样的安排，实在是有梁羽生的深意在。
他希望能把《萍踪侠影录》写成一首长篇抒情诗，“一首感叹人生之多艰，命运之莫测，心愿之难偿，恩怨之难忘，尘缘之难断，情孽之难消的诗”。（方志远语）
他希望读者既看到张丹枫“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的一面，还看到他“难忘恩怨难忘你，只为情痴只为真”的另一面。
这样，他心爱的张丹枫就不但是个民族英雄，文武全才的侠客，还是一个真正的“人”。
如果说，在故事的设计中，梁羽生并未能更好地超越惯常有的复仇模式，那么，在对张丹枫的刻划中，他确实花费了许多心血，努力把他铸造成有血有肉、有歌有笑、有爱有恨的生活着的人。在某一个层面上说，这个形象无疑是相当成功的。
所以，当我们读完全书的时候，我们忍不住又翻回开头，对那首作者自撰的《浣溪沙》，有着深深的感触：
独立苍茫每怅然，恩仇一例付云烟，断鸿零雁剩残篇。
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使影在心田，此中心事倩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