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20 世纪而言，武侠小说可以说是华人社会中最有魅力的一种文学形式。无论在中国大陆，抑或港台及海外，创作队伍之庞大，作品数量之众多，读者群范围之广，决非其他种类的文学形式可比。
巨大的创作浪潮的冲击，致使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创作者的态度、才力、学识等因素，造成了武侠小说作品的水准很不整齐，遂使武侠小说家在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上产生了高下之分。以作品意境、艺术技巧、影响程度、水准整齐而言，能为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建立功勋者，唯少数佼佼者而已。梁羽生无疑是其中最出色者之一。
1．开创新派的宗师
武侠小说有新派与旧派之分，这是武侠小说史上的常识。人们习惯上认为，民国年间（即1911～1949 年）的武侠小说属旧派武侠小说，而50年代兴起于香港，以及风靡台湾、海外及大陆的武侠小说属新派武侠小说。</PS①/PS></ESPL06102090_0168_0/ESPL>
若论这一组相对概念的产生，则大抵源于历史上新、旧文学之分。1902年，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新小说”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西洋文学的大量翻译引进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力求对传统文学的题材内容、表现形式、艺术手法、文学语言等进行创新，产生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对立。而在新文学领域中，小说的变化最大，逐渐形成了与传统“旧小说”不同风格、技巧的“新小说”。“新小说”是针对“旧小说”（中国传统小说）提出来的。陈平原在《20 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这样说过：“‘新小说’是相对于‘旧小说’而言的，时人自觉地把作为小说界革命产物的新小说和在此之前存在的中国传统小说（旧小说）区别开来，批评家甚至花费不少笔墨论述这两者的质的不同，如称‘旧小说，文学的也，新小说，以文学的而兼科学的。旧小说，常理的也，新小说，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可见，自“新小说”的概念产生之日起，“旧小说”的概念也就相应地产生出来了。
旧小说也称旧派小说，或称旧体小说，它指的是在根本上保持着中国小说艺术传统特色的通俗小说，其范围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滑稽小说等，而武侠小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小说类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阐述：所谓旧派武侠小说，就是指在内容上表现江湖侠义精神和中华武术特征，而在表现形式上则是完全按照中国传统小说方式来创作的小说。
旧小说与新小说分属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两者是分庭抗礼的。旧派武侠小说与新派武侠小说则不然，两者之间没有截然分开的鸿沟，相互间且源渊极深，后者对前者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新派武侠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旧派”的痕迹，诸如新派武侠小说中的言情表现手法、武功招式名称、武林帮派规矩、练功成长经历等等，无一不是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从旧派武侠小说的“武库”中捡取出来的“武器”，只是这些“旧式武器”经过新派武侠小说家“乾坤大挪移”般的改造、冶炼，已经“鸟枪换炮”了，其威力远非旧派武侠小说可比！尽管如此，旧派武侠小说与新派武侠小说仍属于同一种小说类型，两者同是中国通俗文学中以江湖人物与武术技击作为刻画对象或表意媒介的作品，后者只是对前者进行改造和加工而已。
新派武侠小说之“新”，是指在小说内容和技巧两方面对传统武侠小说的创新。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梁羽生1954 年发表于香港《新晚报》上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则此书之“新”实在“新”的有限。
《龙虎斗京华》共十二回，前有楔子，后有尾声。小说以大黑河畔的老尼姑柳梦蝶空山夜话、忆想当年的写法，叙述了太极门柳剑吟、娄无畏、左含英、柳梦蝶、丁剑鸣、丁晓等人参加义和团、反对清廷统治、抗击外族入侵的事迹，其中夹杂着与投靠清廷的武林败类的争斗和柳、左、娄三人的爱情故事。
小说在题材内容上因袭前人之作。太极丁三绝技：太极拳、太极剑、金钱镖，豹头环眼虬髯的娄无畏的造型，娄无畏远赴辽东学习鹰爪拳、擒拿手，太极掌门丁剑鸣镖银被劫、镖旗被拔等，都是照搬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系列。
此书在表现手法也没有创新。小说用传统的章回体形式写成，其叙事观点也是传统说书人的全知型观点，“列位看官”、“按下再表”、“此是后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套话通篇皆是。作者在书中又不惜现身说法，花大量笔墨对人物、事件进行议论，干扰了小说正常情节的展开。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抹杀梁羽生的创立新派武侠小说的功绩。首先，在内容上，《龙虎斗京华》一书有着全“新”的历史观。武侠小说依托历史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以往的武侠小说虽也是依托历史，借题发挥，重在描写历史背景之中的侠客的活动，却都是以官府为正义的一方，或描写侠客们扶持清官剿匪办案（如《三侠五义》、《施公案》），或劝诫世人分清善恶、精忠报国（赵焕亭《奇侠精忠传》，文公直《碧血丹心》三部曲）。《龙虎斗京华》则不然。此书直斥官府的腐败、朝廷的昏庸，直接把反抗官府的侠士作为正面英雄来颂扬，表现出一种新的进步的历史思维。这一进步的历史观为新派武侠小说家普遍接受和运用。梁氏的这一新观念虽谈不上对传统武侠小说进行“破旧立新”，却毕竟是“旧瓶装新酒”，在内容上有了点“新”味道。
《龙虎斗京华》对新派武侠小说的功绩，主要还在于它的出版价值。
《龙虎斗京华》是梁羽生有感于香港武术界在澳门的一次颇为轰动的擂台赛而创作的， 1954 年1 月 20 日首次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小说发表后，轰动一时，致使《新晚报》销路大增，于是，港、澳及海外各大报刊纷纷仿效，竞相刊载武侠小说，此风又很快波及台湾。梁羽生此举，对小说创作界产生极大刺激，改弦更张、从事武侠小说创作者与日俱增，终于在港、台、澳及海外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武侠小说创作群，进而繁衍出了构思新颖、面目一新的“新派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得以产生、发展，自然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因素，然而追本溯源，梁羽生的开创之功实不可设。
2．缺少变化的高手
梁羽生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广博的知识面，又具备相当高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力，平生酷爱武侠小说，创作起武侠小说来自然是得心应手。
若以作者本身具有的“功力”深浅和总体作品水准的高低来排列武林座次的话，梁羽生无疑当属一流高手之列。
就总体而言，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着浓郁的中国作风、民族气派。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有意识地继承中国传统小说的结构章法和叙述技巧，又能不为传统所束缚，吸收西方小说的写作技巧，即所谓“尝试用一些新的东西——诸如近代文艺的写作手法等渗进去”；他又努力追求作品的审美效果，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文学艺术以及民族感情、民风民情，祖国风光、历史环境融汇一体，绘制出一幅极具中华民族风格的艺术画图。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里又有着浓烈的中国式的名士气息，神话、民俗、轶闻、典故，均被作者用优美纯净的语言娓娓道出，情节中又时时糅合进诗词曲赋，有时更以禅机诗意表达情怀，通俗质朴中散发着书卷芳馨，典雅文静中又掺入民歌俗语，激烈的打斗中更杂以高雅柔美的缠绵爱情，张弛互补，意趣横生，文采飞扬。
梁羽生的作品极具时空跨度。以时间而论，从盛唐至晚清，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均诉诸笔端，而且特别侧重历史上的动荡时期，艺术地再现了动乱时代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分裂、战争、苦难、仇恨，对各族人民的生活、心态，尤其是武林中人的风华与灵秀、爱情与恩怨、理想与幻灭、正义与邪恶、文才与武功、悲剧与喜剧等，均能逼真地描绘出来，使作品富于时代色彩、地域风情和民族精神。
就空间来说，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版图，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至于江南、中原一带，更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如此广阔的空间里，作者以他的广闻博识，绘声绘色地摹写出祖国各地的山光水色、地域风情。
巨大的时空跨度，使梁羽生的系列武侠小说具有史诗般的规模。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虽然卷帙浩繁，内容十分丰富，但其作品的主题异常鲜明、单一，具有一致性，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表现封建社会中晚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梁羽生的三十五部作品在题材上可分为唐、宋、明、清四股支流。这四股支流作品分别反映唐代游侠生活、宫廷斗争和民族矛盾，宋代中原豪侠抗击辽、金的斗争，明代侠士领导义军反抗暴政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以及清代侠义之士和各族人民团结反清斗争。由于梁羽生在创作中执著追求政治主题，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描写特定的历史时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作为表现内容，很少有热心构织童话世界和专门敷演武林门派纷争的作品出现，即使有，也是围绕小说的政治主题展开的。可以说，梁羽生武侠小说的总体创作倾向是趋于写实的，他很少着力于虚幻怪诞的情节内容描述。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既注重政治理念，又偏重写实，而武侠小说的特征使他难以全面地多角度地花过多的笔墨来展开历史环境中的社会、经济形态，他又不执著追求创作本体与具象的虚幻性描述，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使梁羽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造成了他的作品内容单一，缺少变化，在现实性方面深拓不够，在虚幻性方面想象不足，缺乏精湛的哲理性和艺术诠释。
在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上，梁羽生往往将小说人物放在动荡而充满矛盾的历史漩涡中去历练调配，注重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以此来充实小说人物的社会涵量。由于梁羽生塑造人物的清醒意识，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不少刻画得相当成功。同样，由于作者政治观念的原因，其作品中的人物以“道德”、“教化”为基调，言行举止中，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务求人物的完美无缺。如此一来，小说中的英雄侠士往往成了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有着健全、理想的人格，人物身上激扬着民族之魂。然而，正面英雄形象虽是突出了，却难免造成人物形象的概念化、人物性格的简单化，缺乏对复杂人性的深入探究，其正面侠士形象虽高大、光辉，却不够真实、感人。
梁羽生小说的“招式”已成套路，初看十分精采，看得多了，觉得大同小异，缺乏变化。其后期作品如《弹指惊雷》《剑网尘丝》《幻剑灵旗》等，在写法上有了一些创新，但终未能另创一门博大精深的武功。
3．武林新派三大家
在众多的武侠小说作家中，若以作品影响之广大、作品水准之整齐而论，无疑，梁羽生、金庸、古龙是排列在最前面的三位，可称为“武林新派三大家”。我们不妨将“武林新派三大家”作一番比较，这样，或许更有益于我们全面把握梁羽生的武侠小说。
以作品内容而言，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的虚构的江湖豪侠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的绝大部分作品是虚构人物和事件，将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是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及传闻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和传闻，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来看，金庸似乎比梁羽生更高一层。古龙的小说则基本上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在对历史的回顾、反思，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从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来看，梁羽生武侠小说重在表现中国诗词对联歌赋，其小说中许多人物都能歌善吟，精于对句，做出来的诗词联工整合律，又有意境，说明梁羽生文学修养极深。金庸武侠小说则谈医品酒，说画论棋，佛经道藏，书法音乐，应有尽有，异彩纷呈，显示出金庸的博闻多识，才艺超人。古龙在这一方面明显地不及梁、金，其作品中虽也偶尔谈及禅机佛理，但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其小说服务方面，则大为逊色。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较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古龙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傲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谈到小说情节，三大家也各具特色。三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开篇即十分吸引人，情节发展中矛盾交织，高潮迭起，尤其是宏大的场面描写更是其整体情节的精华所在。然而，梁羽生各部小说的情节变化不大，近似雷同，看多了便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则不然，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开，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枝叶繁茂，宏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
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的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沸。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至于武功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其武功叙述还注重美学效果，将武功、诗意融为一体，神奇的剑术与优美的唐诗相辅相成，剑势配合着诗意，诗韵暗合剑招，吟诵之际，轻身曼步，杀招频起，读来极具美感。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修心养性；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凡此种种，造成了梁氏“武功”的既精采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佛经道藏、医道典故，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武功”
的获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令人捧腹。古龙“武功”风格与众不同，——
以“怪招”取胜。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九月鹰飞》里写叶开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出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所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开的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
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姿势、衣饰、环境，乃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高手决战是不容有丝毫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
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界——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觉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已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已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的“武功”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在小说的语言、技巧方面，三大家也表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芳馨，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继承传统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来铺陈故事，叙事议论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旖旎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金庸在继承传统小说技法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武侠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利落、洒脱，具有散文般的清新雅致，追求一种空灵、奇险的意境，其创作风格类似写电影剧本。古龙小说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蹊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
梁羽生、金庸、古龙三大家的武侠小说，各具风格，自成一家，代表了新派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如果我们对三大家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功绩作一番定论的话，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梁羽生率先投入创作，恪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并因之而引发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产生，可谓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
金庸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诙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称得上是“武坛”盟主。
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摛藻，笑傲“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蕴深邃，可以说是独来独往的武林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