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棘手的诱惑

 


  世上最大的骗子是“名”与“利”,古往今来,却有多少人甘愿受骗,甚至付出生命。

  在武侠小说中,最易找到专一的人。

  为了某一个目的,他们可以全力以赴,不屈不挠,不离不弃,一意孤行。

  诸如为了复仇,一个曾经纵横数省的江湖好汉,可以装聋扮哑侍奉在仇人身边,伺机报仇。

  诸如为了秘芨,一群人可以打生打死,血流成河,兄弟残杀也在所不惜。

  诸如为了财宝,一个人可以忍辱负重或者颠倒黑白,人性沦丧。

  诸如为了爱情,一个女子可以曾经沧海难为水,甚至变成一个走火入魔的女魔头。

  诸如为了学艺,一个少年可以忍受无涯无际的孤独。寂寞,在高山绝顶面壁十年。

  至于为了当武林盟主,各路群豪轮番上演打、斗、杀、戮全武行,更是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必不可少的情节构架。

  历来军人最欣赏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名言看来是有出处的。

  练武的人,总盼望自己的武功技击群豪,而且最执着的是要别人心服口服自己是“天下第一”。

  如此一来,后浪推前浪的武侠小说就从不缺故事素材。

  当然,有些武侠小说作者已意识到了这类故事架构的陈旧与泛滥,便用更超越的写作观念去处理同样的题材,如金庸,从儒之侠写到道之侠,从道之快写到佛之侠,对名与利的看法已变得相当的淡泊和虚无。

  佛家讲“空”讲“无”,万物皆空,万法皆空,相既是空,名亦是空,所以,从根本上讲,是没有什么侠不侠的。金庸从较早的时候起,已开始参研这个问题,郭靖。张无忌的当上武林盟主,于他们都是很偶然的事,他们都没有在这上头努力钻营过,纯属外力、外因所促成。

  郭靖还罢了,总还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不忘自己肩上的责任,终于成就为一代大侠。

  张无忌强调的却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本来,在武林中,他是明教教主,中原英雄尽为心折,他又得到了“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屠龙宝刀及刀中的秘芨《武穆遗书》,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元朝,自己做皇帝。可他却把兵书送给了徐达,而自己连明教教主都不做了,就想云鹤般逍遥自在去。

  也许读者会认为他是一个没出息的家伙,正如金庸在后记所说的:“张无忌不是个好领袖。”但他可以做我们的好朋友。

  越到后来,金庸越写无名,无我,无相,无欲,无求诸般的人物。

  直到韦小宝出现,这时不仅是无侠了,简直是反侠。

  至此,金庸已无话可说,所以他果断收笔。

  从写侠到写人,从写复杂的人到单纯的人,金庸无疑是远远地超越了许多同期的武侠作家。他在这一方面已耸起一座高峰,等闲之人难以超越。甚至是把他引上了武侠小说写作道路的梁羽生也自叹弗如。

  梁羽生的不少作品依然还没有摆脱旧有的写作窠臼。

  他写群豪大会,他写争夺盟主,他写名与利的诱惑,他写情与理的绞杀。

  他很少去写“有屋数间,有田数亩,用盆为池,以瓮为牖,墙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余,藜羹饱后,气吐胸中,充塞宇宙。凡静室,须前栽碧梧,后种翠竹。前檐放步,北用暗窗,春冬闲之,以避风雨,夏秋可开,以通凉爽。然碧梧之趣,春冬落叶,以舒嚣喧融和之乐,夏秋交荫,以蔽炎烁蒸烈之威……”诸如此类的生活理想。

  他也从来不会让他的人物去“筑室数楹,编槿为篱,结茅为亭。以三亩荫竹树栽花果,二亩种蔬菜。四壁清旷,空诸所有。蓄山童灌园雍草,置二三胡床着亭下。挟书剑,伴孤寂,携琴奕,以迟良友。”

  即便是“生死茫茫,侠骨柔情埋瀚海;恩仇了了,英雄儿女隐天山”,这群英雄儿女也不是真正隐居。桂仲明成了武当北支的开山师祖;凌未风传了晦明禅师的衣钵,光大天山剑派;飞红巾做了回疆各族挂名的盟主他们都是“已惯江湖作浪游”,“天山剑气荡寒秋”,金戈铁马,拼葬荒丘的风云英雄。

  这才是梁羽生,不同于金庸也不同于古龙的梁羽生。

  所以他才写出了《七剑下天山》、《云海玉弓缘》等等。自始至终坚持侠重于武,侠大于人,入世多于出世,积极多于消极。

  当然有得有失,不过总归是得大于失。

  这就够了,所以梁羽生也就心安理得地飞到了澳大利亚,写他的历史小说去了。

  他还是忘不了历史,这倒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很早的时候,他已说他写作武侠小说的主要追求是“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他把努力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真实摆在首要位置,可见其对历史主题的重视。

  也许,对一个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来说,历史,是他看清今天和预测明天最好的武器。

  如此看来,《云海玉弓缘》算得上是梁羽生作品中的一个异数。

  它写的完全是一个“江湖”故事,基本没有涉及“江山”人物与背景。

  它的基本架构只是复仇与争霸,是很“老土”的题材。只是梁羽生把它铺排得波翻云谲,跌宕曲折,山重水复,加上对人性的较为深刻、细致的剖析,倒也别具一格,引人入胜。

  复仇是厉胜男一个人的事,争霸却是由孟神通和她对垒。

  好端端的一个女子,闯荡江湖,若能以自身的武艺,锄强扶弱,劫富济贫,已算佳话一桩;若能为国为民,保国安邦,那更是义薄云天,万众旌表。厉胜男偏偏什么都不是,她历尽千辛万苦,远赴海外去寻找秘芨,首先是为了复仇。说起三百年前之事,颇以她的祖先为荣;提起邪派中有名的高手乔北漠师徒当年大闹中原,杀得各路英雄闻风远避的往事,就眉飞色舞。这让金世遗很是提心:要是帮她找到了乔北漠在海岛上埋藏的武功秘芨,她除了报仇之外,会不会借此而成为一个女魔头呢?

  不幸而言中。

  因为仅是报仇,由于孟神通所作所为实在凶残——为了抢夺一份“修罗阴煞功”的秘芨,竟把人家一门抄斩,赶尽杀绝。只剩下孤雏余生,日子悲惨,苦不堪言,像无根的浮萍在人世间飘荡,既让人同情,又让人关切。所以,她的矢志报仇,容易在读者心目中造成理所当然的心理。何况,行凶者又是武林的公敌,她的复仇的过程也是伏魔的过程,不仅会得到武林中名门正派的拥护,同仇敌汽除恶务尽,而且更得到读者的同情与赞赏,谁不想看到驱尽阴霾,大快人心的结局呢?

  若仅是走到这一点,她给人的感觉也还是带点妖气,行事令人捉摸不定罢了。这也没有什么,武林中人多是爱走极端的,况且她又有着那么悲惨的身世,怪僻一点和乖张一些,也没有引起人们更大的恶感。

  真正让人大骂她是妖女的,是在她复仇之后。

  她竟然会把仇人孟神通的人头,淬上剧毒送到谷之华的手上。其时谷之华刚当上岷山派掌门,见到亲生父亲的人头,一瞬间似是灵魂离开了躯壳,呆若木鸡,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不自觉的双手捧起了它,不料却身中剧毒,沉疴不起。

  厉胜男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她使的是一箭三雕计:

  一可以更彻底地报仇;

  二可以害惨情敌;

  三可以要胁金世遗。

  然后,她就上天山,在天山派门下喜气洋洋地为李沁梅大婚的时候,闯进喜堂,搅乱大局,挑战掌门。

  她要当天下第一,还得过唐晓澜这一关。那真是一场恶战。

  为了成为久已渴望的武林第一高手,她一次次的以伤害自己为代价,当唐晓澜光明磊落地向她承认甘拜下风时,她已死到临头。

  没有谁能害得了她,是她自己害死了自己。

  一切都是为了争霸。孟神通也是死在这上头。

  如果说,厉胜男因为还顾忌着金世遗的感情,稍稍有点得饶人处且饶人,还不敢害死唐晓澜等人,那么,孟神通却是公然与天下英雄为敌。对失而复得的亲生女儿谷之华,他曾经也有点“舔犊之情”,但当谷之华要求他交出乔北漠的武功秘芨,从此之后,永远退出武林并给受过他伤害的各正派掌门人赔罪,求得他们饶恕,作女儿的才愿意侍奉他,让他安享晚年时,他的反应强烈,大出谷之华的意外:

  孟神通“哼”了一声,不待她把话说完,便斩钉截铁的说道:“不行,你简直不懂我的为人,我只要有三寸气在,决不向人低头,何况我费了一生心力,练成今日的武功,为的就是要与武林公认的第一高手一试。我不要别人的口头恭维,现在我已约好了唐晓澜,就非得与他一决雌雄不可。”

  亲情也挡不住争名的野心,到了这一步,孟神通怎么还能临崖勒马,翻然悔过呢?最后,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成了他的当然的结局。

  类似的故事在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梁羽生算是写得有深度的。他没有过多地沿袭过去的武侠小说的传统的观念,去渲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或去引导“冤冤相报何时了”,他如此去设计孟神通和厉胜男的惨酷的结局,无疑是在当头棒喝:名利之心,毒如蛇蝎。

  据说中国的佛教徒认为这个世界上,骗子真是不胜其多,最主要的是两个大骗子,那就是“名”和“利”。说是当年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时候,有一次在一座山上眺望景色,望见海面上帆船往来如织,便问身旁的大臣,那几百只帆船在干什么。大臣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沉静地回答,他只看两只船,一只叫“名”一只叫做“利”。

  虽说早有古训,说是“天下熙熙,皆为利去;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林语堂先生还是认为,绝利易,绝名心难。有修养的人士也只能避免利的诱惑,只有大智慧的人物才能逃避名的诱惑。他说一位僧人在跟他的弟子谈到这两种俗念的根源时,也会谆谆教导,说即使是退隐的学者僧人仍然冀望得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讲经说法,而不愿静隐在小庙里与弟子作日常谈。这位僧人算得上是有操守,有修养的人了吧,而当他的弟子大力赞他为“可称得上世上惟一绝名心之人矣”,他也笑得合不拢嘴,不予反驳。

  梁羽生真是深得其中三昧。

  到底是中国人。

  我们在这里说的“中国人”完全不是调侃之言。中国人虽然也常常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树要皮,人要脸”等等,但从老子起,和平、容忍、简朴和知足,就成为了一代代人安身立命的哲学。“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道德经》里的这类箴言,更成了中国艺术的源泉。

  元代马致远就曾写过一个杂剧叫《黄梁梦》,取材于一个神仙度脱吕洞宾的故事。表演刚开始的时候,吕洞宾很愿意过俗世男人的生活,不愿意出家。神仙便处处显示神迹去教化他:首先是戒酒,当时他即将征西,岳父置酒为他饯行,他则喝了三杯酒,便弄得吐血,于是决定戒酒。接着在沙场上,他因贪财卖阵,被发配无影牢城,便决定戒财。后来又发现妻子趁他不在与人通奸,就把妻子休了,戒了色。最后,他带着儿女前往流放地。路上,他历尽了艰辛险阻,挨尽了饥饿冻馁,好不容易熬到了终南山,寄宿在一位老太婆家。他对人家说,如果现在有人无缘无故打他一顿,他也会忍耐下来,决不争这口气。话音刚落,这家人的儿子回来了,莽汉一个,不由分说,就把吕洞宾的儿子丢到山涧下面去,吕洞宾乞怜之声未绝,他又把小女孩也扔了下去。吕洞宾再也忍不住这口气,一定要拉莽汉去衙门打官司。莽汉不仅不栗,反而仗剑追杀吕洞宾,吕洞宾吓得抱头鼠窜,冷汗满身,大叫着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便从而也悟出来了,知道争气也是不能保全自身性命的,至此才最后把气也给戒了。如此,他也成了神仙,是日后家喻户晓的“八仙”之一。

  梁羽生和金庸在中国文化中浸润日久,其作品很多时候涉及到养生、养气,所以他们多写高僧妙道。金庸更是多以侠士隐居为结局,逍遥于社会与文化的制约之外。梁羽生则是以争气的恶果作为警钟,以反面的教训提醒众生。

  惟有读“番书”的古龙,不太理会“专气致柔能婴儿”的规约。他的观念,更接近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

  关于人的基本需要,马斯洛在他的《人的动机理论》中认为有五种,依次排列为: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

  生理需要是指寻求食物以保证生存的需要。一个人在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他的主要动机很可能就是生理的需要,他对食物的渴望很可能比别的东西更强烈。

  当生理需要满足之后,就会产生安全需要。喜欢常规的生活节奏,希望有一个可以预测的有秩序的世界。

  假如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满足了,就会产生爱、情感和归宿的需要,他感到缺乏朋友、妻子和孩子,他渴望在团体中与同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爱的需要满足了,人又希望自己有稳定、牢固的地位,希望别人的高度评价。这种尊重的需要包括自尊。自重或为他人所尊重。

  这些需要都满足了,人还有最高一层的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指促使人的潜在能力得以实现的趋势,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甚至超过自己的能力的一切事情。

  对照起马斯洛的观点,武林人物的争霸似乎无可厚非,但愿他们别本末倒置,过于“专一”,像孟神通那样,连女儿也不要地进人最后一个层次的争斗中去。

  也难怪喜欢古龙的多为青年人,而喜欢梁羽生的中老年人相对多些。

  在现代物欲横流中长大的青年,不可能认为这世界上会有太多纯粹的是非。他们早熟得很,崇尚实力,希望有成就感,要求独立、自由,要求名利和威望。

  当然,对于五种需要,每个人也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尺度和追求的。

  他们会唱:你不要说你多亲切,你不要说你多纯洁。一样的路,一样的脸……

  但他们不一定会去细读梁羽生。